追赶和超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出路

程虹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此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力图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因此，现代化是历史，也是人民共同选择的事业。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所以，要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反对形形色色的现代化怀疑论思潮，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困境；出路

近代以来中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奋斗史。我们这里所讲的现代化，指的是社会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整体性转变的过程，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笼统的社会发展过程，更不能只看做是一种经济落后状态向经济发展状态过渡的量变过程。[1]这是我们的研究前提。作为一个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①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国侵略者的炮火中启动的，在赶超资本主义的信念下发展的。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与曲折，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引起了众多怀疑现代化的思潮。但是，现代化是一项历史性的事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如何正确看待这些矛盾与问题，建立现代化的哲学支持体系，成为我们一项亟需完成的任务。

一、 现代化是历史和人民共同选择的事业

(一)现代化是历史的选择

社会转型也即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转型”这 一概念，但其社会历史理论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一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此提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

1、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作者简介：程虹（19—），女，山西晋城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 ① 根据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起始时间及最初启动因素，我们把现代化分为先发内源型和后发外源型。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指现代化起步较晚，现代化启动是再外部冲击下引起的类型。

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和趋势，使人类社会按一种相对稳定的顺序依次更替，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但是，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严格按照这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由于现实生活中，每个民族内部诸多矛盾与外部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又为该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空间”，可以跨越一种或几种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

此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又提出了“三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地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其实，不管是“五形态”理论还是“三形态”理论，它们的实质是一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就是人的依赖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物的依赖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两个理论以不同的视角研究了社会从传统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主义社会）的转变，核心就是力图通过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

2、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资本家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暴力掠夺货币财富、进行资本输出等方式，打破了过去国家和民族之间彼此孤立、相互封闭的状态，把世界逐渐联系成一个整体，由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分工丧失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使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被消灭掉，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4]使整个人类历史走向了真正的“世界历史”。

因此，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现代化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所独有的事业，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潮流、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须加入其中而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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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自身现代化，步入了现代社会，但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才刚刚进入或者还未开始现代化进程，因此，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概念，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并且需要积极投身于其中的历史性事业。

（二）现代化是人民的选择

现代化既是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又是一个人民自己选择自己历史的结果。马克思十分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要坚定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就要肯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总体来说，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要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是因为这种选择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现代化就是一项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事业。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的社会转型阶段，二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转型阶段。

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再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鸦片战争至清末，第二个阶段是清末到辛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客观上来说，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传入了我国，从而启动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个时期的社会转型主要由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为主导，他们最先认识到要想抵御外国侵略者，必须使中国强大起来，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这个阶段兴起了一系列改革的浪潮，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派的洋务运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他们虽然强调要向西方学习，但都并不愿意突破传统的政治，因此提出“中体西用”的现代化道路，既向西方学习，又保留封建主义的内核。

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派领导的辛亥，从一开始就要求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颁布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约法，促进了人民思想的。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果实最终被封建军阀窃取，中国陷入了无限的混乱，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它为新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经验教训。

2、社会主义社会时期

这个时期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以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时期。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已经由过去靠外力强压下的被动现代化转变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领导下的主动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内面临着经过战争洗礼和搜刮过的贫穷状态，农业落后，工业凋敝，人民生活水平及其低下；对外面临着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的全面封锁和活动。中国党认识到，要想摆脱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就必须实现现代化。但我国在这个阶段的政治经济是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建立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起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计划经济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方式，为主的决策体系，在分配中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由于工作中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党和领导人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这表明，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不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以为核心的领导人在总结了过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清我国当前实际的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又一次警示人们，不能回到过去封闭僵化的老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都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境

社会转型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大调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式两个可以互通的概念，社会结构就是人与人以不同的方式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以阶级、共同体、家庭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的技术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但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新旧结构的转换期间有一定的“真空期”，这时的社会既没有完整的旧结构也没有完整的新结构；又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弊端。因此，处在社会转型关键期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系列的问题，陷入一定的困境，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

（一）经济方面

1、市场经济固有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体系，它与计划经济不同，各种市场资源和劳动产品，都要通过市场交换来进行分配，个人收入多少，与其对资源的占有状况以及增值程度成正比。但是，在相对确定的历史条件下，用于获取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为了尽量扩大自己在经济资源分配中的份额，人们必然要展开竞争。[6]一方面，竞争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促使经济有序、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竞争给人们带来了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和巨大的生活压力，“过劳死”、“自杀”等名词已经不再新鲜，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造成相互的冷漠、戒备和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

2、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建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中90%还是农业和手工业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计划超额并提前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逐年下降，工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我国实现了从以农业为主导到以工业为主导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使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蓝天、白云被雾霾、沙尘暴所代替，河水变成了臭水沟，我国出口产品频频被西方检验出农药、兽药、重金属超标，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过高，等等。

从客观方面来看，现代工业不同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导的家庭手工业，它的生产规模往往比较大，对自然界的干预也比较强，一些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的应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常常是难以恢复的。从主观方面来说，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我们常常说，不学西方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由于保护环境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再加上社会不健全，难以形成有效的防范机制。

（二）政治方面 1、政治不健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政治上更多强调了集中

和专政，民主沦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深刻反思了中的失误，指出由于我国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没有确立和法律的应有权威，并依此来维护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此后，政治改革成为一项重要工作被提到党和国家的工作上来。但是，由于我国历史上封建君主制、家长制长期存在，加上人民民主意识淡薄，我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党政关系、法律的权威性、民主权利的保护等各种问题还是非常突出。

2、权力

在中国人民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同志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处理了一批分子，总体上说，那个年代的问题还不太严重。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象不断滋生和蔓延，当前的现象已呈公开化、行业和、集团化和平常化的趋向，许多现象已被视为“正常”，见多不怪。[7]虽然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效果还是不太好。

其实，许多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社会转型期最容易出现现象。首先，行政权力的弱化和市场的发育都需要一个过程，两者之间的配合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有序状态的，所以经济领域中的失控是难以避免的。其次，政治的转换有一定的滞后性，相应的权力约束与制衡机制还不完善，这就导致在权力的使用上有空可钻。再次，社会转型期，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价值真空”的状态，人们变得越来越迷茫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似乎也变得难也分辨了。

（三）文化方面 1、人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以私有制形式发展造成人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导致人的异化的根源——私有制，因此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异化现象的，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残余。对于我国来讲，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是，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达不到马克思所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因此，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发展生产力。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社会产品还不是极大地丰富；“按需分配”的条件尚不具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国企业或个人的投资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自发的旧式分工还没有消除，被迫的分工仍然存在，分工的对抗性质仍未消除；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而且在思想上仍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意识的某种束缚；劳动仍然是人们的谋生手段而尚未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转化为物的价值，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形式，物对人的支配和统治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2、信仰危机

中国社会的传统信仰是儒家道德为主体的道德信仰，二十世纪后半期儒家道德信仰逐渐丧失其主体地位,但对人们的思想仍然影响很深。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信仰体系中占剧了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然而，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纯粹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沦为金钱的奴隶，一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一切向钱看, 理想信念成为空谈。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国民素质整体比较低，对理想的追求夹杂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十年严重打击了人民的热情，加上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方式陈旧、僵化，与现实脱节，贪污现象蔓延，差距不断拉大，公信力下降，这些都使民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反心理。

三、中国现代化的出路

（一）正确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问题

哈贝马斯称，人类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是未完成的现代性谋划的过程。虽然不同的民族、地区和社会之间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条件、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不同，因而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但是，人们对于现代化的基本认识却是一致的，比如，先进的科学技术、民主的政治制度、发达的经济生活、丰富的精神文化等等。但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运动与进程，由于其在展开过程中暴露诸多问题，因此，怀疑和反对现代化实践的理论从未断绝。如何看待这些现代化怀疑论，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困境是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

1、对现代化怀疑论的反思

早在《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深入批判了各种形式的名义上反对资本主义实质上抗拒社会历史发展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固守资本主义制度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倡导普遍禁欲主义和粗陋平均主义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主义”。他们或者企图恢复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的所有制关系，或者企图让历史的车轮永远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或者以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范围内还兴起了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他们认为，“以工业化为标识的现代化的过程造成了社会二分化、分离、机械化与实利主义的滥筋，现代化造就了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后现代所要确立的却是和谐的、社区主义的或共同体主义的价值精神，是要对传统价值精神的关注与敬意”。[9]他们的理论实则是对现代主义、现代化的种种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批判和重建，包含着反现代化的成分。

近现代的中国也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比如，封建社会末期视一切洋货物为“奇淫技巧”而深恶痛绝的封建正统派、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辛亥时期的保皇派和以后屡屡掀动复辟浊流的封建遗老，甚至一些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又受到传统文化的羁绊，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导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和挫折。还有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的很多人片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道德层面上，对当代中国道德滑坡现象深感焦虑，以此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怀疑。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现代化怀疑论都犯了历史唯心主义错误，他们单单从人的主观意愿出发，把传统道德、意识形态等精神性的东西作为衡量历史进步与否的标准，对于不符合自己精神尺度的事物和历史发展动向就予以打压、阻滞、排斥和抗拒，常常慨叹“世风不纯，人心不古”，怀念传统社会，向往平均主义，实质上是在宣扬历史的倒退。

2、马克思主义实践价值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和主义的一种实践哲学，它与历史上各种实践价值论的不同在于马克思主义注重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强调，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才创造出了庞大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才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方式，才推动我们的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因此，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具有进步性，要以它能否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评价标准。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历史实践的反对者，相反，它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对其不合理之处进行批驳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义社会。

更重要的是，他实际上肯定了代价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必然性，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11]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就是通过种种代价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英国的圈地运动，海外掠夺和殖民主义，美国的西进运动，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无一不是以牺牲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代价换取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以代价产生的必然性否认消除和扬弃代价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来消灭私有制，从而实现对代价的扬弃，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开放、包容、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他指出，要想建成主义，就不能抵制和排斥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而必须占有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对资本主义进行辩证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从而开辟出一条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必然要遵循一般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普遍规律，它的结构要素、实现方式以及社会代价等，必然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大体相同。但是，中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1、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文我们也已经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探索时期，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我国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转变。2008年12月18日，同志在纪念中国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封闭僵化的老路”看做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所采取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一方面它能够迅速有效地集中国内各种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效应对来自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的挑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僵化，政治上容易导致个人私欲膨胀、封建思想复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清等问题，这些都与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必然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遭遇挫折。自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以来，党和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思想，实事求是，树立世界眼光，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当前和今后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从此，我国开始走上一条不同于过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改旗易帜的邪路”看做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无可否认，世界上的先发现代化国家都是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完成本国现代化的，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种比较成功的社会形式和实践方式。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必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被淘汰。中国近代历史也证明了，由于我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带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加上中国是一个传统性非常深厚的国家，在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必然会引起中华民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反抗，所以，中国人民宁愿选择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

2、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际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西方一些学者断言不久以后的中国也会随之崩溃；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时又有一些西方学者断言，正在逐渐强大的中国会会像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对世界构成威胁。对此，党和一再声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不会也不需要通过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更不会也

不需要采用争霸或损害别国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中国所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2004年上半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提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可见，中国模式特指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其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致相同，知识研究视角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侧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国模式”则着眼于社会的发展。[12]

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模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区别可以体现在时间上和内容上：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启的，而“中国模式”并不是指中国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特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不能将其推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党诞生，甚至近代中国；从内容上看，中国现代化既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过程，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即走向现代社会，其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中国模式”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还不成熟，它是一个正在生成、正在被构建的模式，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从二者的联系来看，“中国模式”是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总结，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又兼具创新特色，既是对社会主义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的结果，又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借鉴的结果。中国现代化是“中国模式”的落脚点和归宿，“中国模式”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它在认识中国国情、总结经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最终目标就是使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其内容也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不断扩展的，最终会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结构完善、代表性强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样板，为其它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 雷龙乾.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阐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李钢.论社会转型的本质与意义[J].求实，2001，（1）.

[5] 雷龙乾.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阐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雷龙乾.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型理论——历史观视角的考察[D].北京：北京大学，2000. [7] 韩庆祥.发展与代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刘杰.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改革[J].科学社会主义，2008，（3）. [9] 高兆明.中国现代化价值合理性根据辩驳——在传统与后现代性之间[J].学术研究，2003，（11）.

[10]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卫忠海.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Pursued and beyond: the pligh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way out

Cheng H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opium war in 1840 open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 batch of advanced intellectuals began to open their eyes to see the world,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ce then, the peasant class, the landlord class and the bourgeoisie in China tried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until today, we still go on the way to modernization. Modern history, therefore, is the common choice of career. Bu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e have encountered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we must stand on the po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rrectly to look at these problems, against all kinds of modern trend of skepticism, and adhere to the roa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mire; way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