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_甄别和反通货膨胀_一个文献研究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甄别

和反通货膨胀:

一个文献研究范志勇3　　内容提要　理论上将通货膨胀区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仅反映了通货膨胀特征的潜在差异,而且隐含着不同的含义。本文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研究成果,包括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传导渠道、甄别方法和反通货膨胀等。研究表明需求拉动因素在成本冲击传导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理性预期条件下,相机抉择的补偿性货币并非是应对成本冲击的最优选择,货币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为应对成本冲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新思路。

关键词　通货膨胀成本推动需求拉动货币

一　问题的提出

2006至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现象。与以往历次通货膨

胀不同,2006年通货膨胀率上升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出现的,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为代表的最终消费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在此期间也表现出类似的上涨趋势。除此之外,国内工资水平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并且在少数地区出现了劳动供给不足现象。在此背景下,国内

3范志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00872　电话:82500265　电子信箱:fzy8410@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通货膨胀中的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因素研究及其选择”(08CJL010)和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经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林洁对本文的帮助,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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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形成了多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此次通货膨胀是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类观点虽然并不否认货币和信贷资金供给可能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但更倾向于认为国际原油价格、农产品价格和工资上涨是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更重要原因。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次通货膨胀仍然是由过度需求造

①成的。对于通货膨胀类型的认定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治理不同

类型的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是不同的。根据一般的观点,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治理的手段在于采取紧缩性宏观。而在面对成本冲击时,紧缩的有可能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加剧经济收缩压力,因此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治理难度也更大。

国内关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着重考察了在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绝对比重背景下,为保证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而发生的成本转嫁现象,例如金重仁(1987)。此后亦有经济学家结合当时经济的状况利用上下游价格传导关系来分析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如樊纲(1995)。然而胡小平等(1994)、吕江林(1995)均对成本转嫁渠道提出质疑,并且强调指出市场供需状况可能会对成本传导渠道造成影响,特别是在供给相对过剩的条件下价格传导渠道是不畅通的。李云林(1997)分析了工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的三个渠道,一是工资增长所形成的消费需求扩张;二是工资向资本转化所形成的投资需求扩张;三是工资增长所形成的供给成本上升。但作者同时也指出工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就经验研究而言,Kojima等(2005)发现从1978至2004年中国名义单位劳动成本与通货膨胀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作者据此判断工资上涨可能是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导致工资上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工资调整,而不是生产率或者劳动供需发生变化。范志勇(2008)通过研究进口价格、超额工资和货币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2000至2007年超额工资并非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也未发现存在工资和价格螺旋上升的有力证据。贺力平等(2008)对2001至2008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关系进行研究,作

者发现在所研究的样本期间内,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时滞为1～3个月,因此作者认为“在影响以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中,需求方面的因素相对大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但作者并不排除需求和供给因素共同影响通货膨胀走势。

①刘元春(2008)对国内关于此轮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就各种观点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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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国内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研究尚不系统的现状,我们发现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是关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问题。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边际成本越高,产品价格也越高。但是在一个包含垄断、非充分就业以及宏观干预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要素成本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复杂得多。生产成本向产品价格的传导渠道也变得更加复杂。其次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甄别方法。目前国内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认定大多局限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以及上游产品价格上升,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完全区别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依据。最后是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措施问题。在成本冲击条件下,紧缩性货币有可能使经济陷入滞涨状态,而扩张性货币则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进一步,面临成本冲击时最优的货币应该是什么?是否存在既能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选择?

本文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进行总结。下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传导渠道的研究进行总结;第三部分总结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甄别方法;第四部分讨论面临成本冲击时最优的货币选择问题,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和传导机制

对于通货膨胀的根源,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见解。Friedman(1963)认为“通货膨胀随时随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新剑桥学派则认为通货膨胀是由工资报酬率日益增长而引起的物价变动(艾慧,2007)。现有的理论研究一般将通货膨胀区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其中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由工资成本上升和利润上升推动的通货膨胀。

研究发现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字面含义并不足以全面反映不同类型通货膨胀的特征,并为检验通货膨胀的类型造成了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理解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事实上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图亚特时代。Kibrit󰂴io󰂯lu(2001)提供了一个简要的文献回顾,作者发现结构主义(包括斯勘的那维亚模型)、后凯恩斯主义和非均衡经济学都支持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观点。所不同的是,结构主义强调低生产率部门通过垄断力量获得高生产率部门工资所造成的工资增长过快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后凯恩斯主义和非均衡经济学则注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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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甄别和反通货膨胀:一个文献研究成本加成和相对价格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那么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具体含义分别是什么?Mach2lup(1960)对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概念进行细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被细分为自发型、引致型和补偿型(autonomous,induced,compensatory),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被细分为响应型、防御型和进攻型(responsive,defensive,aggressive)。自发型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完全由需求因素造成,与前期或者预期未来成本上涨无关;引致型需求拉动通货膨胀是由于成本上升导致企业贷款需求上升或者工资收入增加,进而推动对投资品和消费品需求增加造成的;补偿型需求拉动通货膨胀是由于为避免成本冲击导致失业上升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的结果。响应型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是在非完全竞争环境下由垄断因素(如工会)造成的;防御型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是由生活成本或者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的;而由利润上升或者个别部门工资上升带动整体工资水平上升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则被称为进攻型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此外,Machlup还特别指出有效需求增加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发生的必要条件。Holzman(1960)认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仅会发生在非完全竞争条件下。作者将成本上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解为成本推动效应、直接成本拉动效应和间接成本拉动效应三个方面。成本推动效应是成本冲击对价格的直接影响;直接成本拉动是指在要素价格上升背景下,要素所有者收入和支出变化对价格的影响;间接成本拉动是指在成本冲击下,投资、出口和公共支出等其他变量改变对价格的影响。Bronfenbrenner和Holzman(1963)指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本意是强调由于垄断因

素所导致的工资和价格高于均衡水平的现象,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过程中并不排除货币供给、收入和支出增长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在试图避免产出和就业下降风险的情况下。此外,作者还特别强调了成本加成定价以及利润推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Frisch(1977)在Machlup(1960)基础之上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分别细分为自发性(autonomous)和引致性(induced)通货膨胀,即无论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还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都可以细分为自发性和引致性两种。其中引致性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就是由于要素价格上升所导致有效需求增加造成的;自发性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则是在总需求不变条件下,由于工资、价格或者利润提高造成的,引致性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则是由总需求增长造成的成本上升。

众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从成本冲击发展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条件。Ackley(1959)强调在成本加成定价条件下,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必要条件是短期内需求对

于价格变化不敏感,否则需求下降将切断成本传导渠道。在Friedman(1968)和Phel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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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提出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价格根据经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工资加

成得到,名义工资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设定,从而在价格和名义工资之间形成螺旋上升过程。除此之外,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公共在成本冲击导致通货膨胀过程中的作用。Hicks(1975)在一个开放经济模型中强调了货币供给增加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Mishkin(1984)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10年中,理论研究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观点渐趋一致:通货膨胀被定义为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无论何时总是货币现象的观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进一步,Mishkin认为成本冲击之所以导致通货膨胀是由于在面临成本冲击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类似的,贝纳西(1997,中译本)也认为“实际工资的一个自发增加会导致成本型通货膨胀,不过只有当有一个货币创造的调节时,它才可能无限延续下去。”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定义来看,不同经济学家的观点并不一致,一些经济学家将成本上升通过私人和公共支出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归为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例如Machlup(1960)和Frisch(1977),而Holzman(1960)、Bronfenbren2ner和Holzman(1963)则将其归为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关于成本冲击导致通货膨

胀上升传导机制的研究也特别强调了总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Machlup(1960)、Frisch(1977)的观点反而进一步印证了需求扩张对成本推动型通货

膨胀的重要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大量文献开始关注

进口价格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包括石油价格上升和本币贬值仅能解释国内相对价格的暂时性变化和一次性价格总水平上升,但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持续上涨。还有一些关于汇率传递(pass-through)和进口通货膨胀的研究。基于产业组织模型,Dornbush(1987)较早地通过市场集中度、进口产品渗透力(importpenetration)以及国内外产品的替代等变量解释汇率变化与国内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就行业特征而言,Feinberg(1986、19)对美国和德国的数据研究发现,行业集中度越低、进口渗透力越强,汇率波动对国内生产者价格的影响越强。Goldberg和Knetter(1997)的研究则发现,市场分割程度越高,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越小。Taylor(2000)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汇率冲击的持续程度以及受冲击影响的厂商比例将决定厂商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并进一步得出汇率传递是内生于一国通货膨胀状况的结论。Gagnon和Ihrig(2004)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汇率传递效应下降的现象进行

了分析,认为这与多数国家银行越来越关注通货膨胀的稳定性有关。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概念本身提出了批评。Ba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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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认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概念混淆了相对价格上升和一般价格水平上升两个

不同的概念,个别商品相对价格上升虽然可能导致各种价格指数上升,但却不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的原因。此外,Batten发现一次性外生价格冲击可以导致绝对价格水平一次性上涨,但并不能导致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Batten还指出供给冲击和“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在价格传导中的作用,当不增加货币供给时,供给冲击仅能造成相对价格变化而不是一般价格水平上升。Hum2phrey(1998)同样认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混淆了一般价格水平与相对价格的区别,成本推动理论忽略了一般价格水平是一个货币现象而错误地将其看作是由实际变量和竞争因素决定的。Humphrey(1998)还发现尽管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维克塞尔、费希尔和卡塞尔等人多次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该理论仍然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许多研究者轻率地将微观经济理论推广到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框架下而没有进行相应的检验。

通过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根据定义,通货膨胀是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可能伴随着相对价格调整,但绝不仅是相对价格变化。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概念未被完全接受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成本冲击最初体现为个别产品价格上涨和相对价格改变。而通货膨胀,即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如果没有货币供给增加等扩张性的总需求冲击是不可能发生的(Mish2kin,1984)。

①成本推对形成机制的研究发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动型通货膨胀最初表现为成本上升,然后是要素所有者需求上升,或者为抑制失业率上升和经济衰退而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最后是一般价格水平上升,即发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对传导渠道的研究发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包含了需求扩张因素,成本上升仅是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有效需求发挥着传导渠道的作用。成本冲击导致有效需求增加的渠道既包括由于要素价格(如工资)上升所造成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和需求增加,也包括扩张性的财政、货币。如果有效需求下降,成本上涨将难以转化为通货膨胀。如果成本冲击不能导致私人需求增加或者支出增加,那么成本冲击将可能不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通货膨胀经验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①作者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传导过程的动态性和长期性问题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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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变化或进口价格上涨导致国内价格水平上升的程度不仅与国内的市场结构有关,而且受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影响。同时研究还发现,汇率传递的实际效果也深受货币当局稳定通货膨胀的影响。如果没有扩张性货币,汇率冲击或者进口价格冲击往往造成国内价格水平的一次性上涨而非通货膨胀。

三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甄别

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针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提出了多种甄别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甄别方法的不同,我们大致将研究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至60年代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检验主要是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如果变量之间的统计特征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理论特征相吻合,那么就被认定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之后计量经济学模型被广泛用来检验原材料价格、工资和最终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检验方法多以单方程回归为主,通过回归参数的显著性来判断成本推动因素和需求拉动因素对通货膨胀贡献的相对强弱。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甄别方法的进展主要表现

在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新方法的大量采用。

Selden(1959)从交易方程式出发,认为成本上升推动通货膨胀上涨亦需通过货币

量、货币流通速度和交易量等中间变量发生作用;作者从成本推动理论引申出6个命题并进行相关检验,发现1955～1957年成本因素对美国高通货膨胀的贡献非常有限。Selden还认为价格上升和产出增长的正相关性越强,需求拉动的作用越明显,在此基

础之上Phelps(1961)比较了1946至1948年和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研究结果发现该相关系数在后一阶段显著低于前一阶段,因此作者断定20世纪50年代成本推动因素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在增强。Holzman(1960)提出了甄别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三个指标,并认为

失业率变化是显示通货膨胀类型的最优指标。在通常状况下,成本(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失业率上升,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则伴随着失业率下降。通过对失业率进行检验,作者认为1955至1958年美国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Harberger(1963)对20世纪50年代智利的价格变化方程进行估计,通过对产出、货币供给和工资变量进行回归,作者认为货币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投入产出方法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被应用于甄别通货膨胀的类型。Eck2stein和Fromm(1959)通过投入产出方法研究发现,1947～1958年之间美国批发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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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成品价格上涨中分别有40%和23%的份额是由钢铁价格上涨造成的。然而学术界对于将投入产出方法应用于价格传递研究存在着较大争议,Bronfenbrenner和Holz2man(1963)就对该方法的缺陷进行了总结。此外,还有一种鉴别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

动型通货膨胀的方法是比较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前者超过后者则表明通货膨胀由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即发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Bronfen2brenner和Holzman(1963)指出这种鉴别方法虽然简单,但是需要假设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成比例,并且存在过度接受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风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计量经济学模型开始被广泛用来检验原材料、工资和最终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Popkin(1974)通过生产阶段模型(stageofprocess)研究了1956～1970年原材料价格、工资和超额需求对消费价格和批发价格的影响。作者发

现原材料价格、工资和超额需求对除食品之外的最终产品价格有较强的影响;而食品价格则主要受原材料价格影响且表现出较强的自回归特征。Barth和Bennett(1975)认为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条件下,存在着从货币存量指向价格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条件下,单向的因果关系是从成本指向价格,通过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判断通货膨胀的性质。基于Sims(1972)检验因果关系的方法,Barth和Bennett发现二战之后美国存在由货币存量指向价格和由价格指向工资的单向因果关系,从而支持美国的通货膨胀是由需求因素造成的。Maynard和Rijckeghem(1976)提出了事后检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标准,如果财政或者货币使总需求和通货膨胀下降而没有导致产出与就业下降,则该通货膨胀可以被认定为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如果总需求下降导致产出和就业下降,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Ando和Palash(1976)通过大型计量模型和最优控制技术对宏观经济进行模拟,模拟结果显示1974年由最终需求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水平理论上为8.5%,最高不超过10%。然而同期通货膨胀的真实水平为12.8%,据此作者认为1974年高通货膨胀中有很大部分是由最终需求之外的因素造成的。萨金特(1998)在凯恩斯模型框架下分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特征,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下厂商利润将下降,而在由货币供给增加所造成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中,厂商利润将上升,这可以为鉴别不同类型通货膨胀提供参考。Batten(1981)认为持续的超额货币供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最终原因,并且进一步提出可以通过检验通货膨胀和真实产出趋势变化来判断是否存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Gordon和Hall(1985)利用单方程简化形式估计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方程,回归结果发现1981至1984年工资增长仅仅对价格存在非常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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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关系。

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成本冲击对通

货膨胀的影响,并在对通货膨胀的经验研究中同时包含成本冲击和需求冲击因素,避免由于遗漏变量导致高估或低估某类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进入低通货膨胀时期,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研究的重点由甄别通货膨胀的类型转变为衡量成本和需求因素对通货膨胀贡献的相对大小,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新研究方法被大量采用。Mehra(1991)认为先前的研究都是在假设价格和工资存在确定性趋势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存在错误识别两者关系的可能。利用1959至1981年的数据,作者通过协整和误差修正方程发现,美国工资和价格之间的

长期关系是从后者指向前者,因此不支持美国存在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结论。同样基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Darrat(1994)认为Mehra(1991)模型中没有包括货币、汇率和利率等其他影响价格和工资的变量,因此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将货币、汇率和利率加入Menra模型后,Darrat发现价格和工资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长期来看影响价格更重要的因素仍然是货币和汇率,因此不支持工资向价格的传导。Ghali(1999)认为如果预期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的历史有关,那么在价格和工资之间将具

有双向的因果关系。Ghali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包含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检验,通过对1959年1季度至19年3季度工资、价格、产出缺口和进口价格的研究发现,工资对价格有明显的推动作用。Schmidt(2000)认为先前关于工资和价格双边关系研究结论之所以存在较多差异的原因在于模型识别不当,对包含工资、价格等7个变量的向量进行协整检验,作者发现1960年2季度到1994年4季度价格和工资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关于汇率和进口价格变化对国内价格水平传导问题的研究也多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向量自回归和协整与误差修正等计量方法。McCarthy(1999)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部分工业化国家汇率和进口价格对国内生产者价格、消费者价格的影响,结果显示汇率和进口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相对有限。国内也有学者通过类似的方法对中国的汇率传递现象进行研究,详细的结论见卜永祥(2001)、毕玉江与朱钟棣(2006)和刘亚等(2008)。

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原因通常是比较复杂的,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过程中往往既包含了成本推动的因素又包含了需求拉动的因素。就甄别方法而言,通过检验变量之间相关性来确定通货膨胀性质的方法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得到的结论通常彼此之间存在矛盾,说服力不强。因此,在规范的学术研究中,基本不再使用这类方法。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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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计量经济学方法比定性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将成本因素和需求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得到比较稳健的结论。但是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一个缺陷是所得到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样本选择区间,正如弗里希(1992,中译本)指出的“根据对基期选择的不同,工资提高可以解释为一个工资自发的推动,或者解释为对前期价格总水平的调整”。除此之外计量方程的结论依赖于选择的变量,并假设在样本区间通货膨胀的性质比较稳定,否则可能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四　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实践和选择对通货膨胀成因和特征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应对不同类型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治理的手段在于采取紧缩性宏观。在面对成本冲击时,紧缩的有可能造成有效供给不足(Blinder,1987),从而加剧经济收缩压力。通过第二节的研究可以发现,有效需求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传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当经济中发生成本冲击时,往往面临两难选择,扩张性的无疑会加剧通货膨胀,而紧缩性的又通常是以失业和经济衰退为代价。那么当面临成本冲击时货币当局应该采取怎样的货币?是采取相机抉择的补偿性(accom2modating)扩张抑制失业还是采取紧缩性货币控制通货膨胀?关于这一问题

仍然存在争议,并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

支持采取补偿性的观点认为,当发生外生供给冲击时,应当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或者财政进行应对。凯恩斯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在短期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较小的通货膨胀冲击可以导致较大的就业增长,货币当局应该增加货币供给以应对成本冲击。Ando和Palash(1976)通过对宏观经济进行模拟认为,美国短暂的紧缩性事实上推高了1974年的通货膨胀水平。作者进一步认为既然通货膨胀主要不是由总需求因素造成的,紧缩性的经济就只能降低总需求而对抑制通货膨胀并没有帮助。Perry(1975)同样基于大型的计量模型模拟了1973年4季度到1975年1季度期间,给定外生要素价格冲击条件下不同的货币增长、利率和税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在石油价格冲击下,如果货币增长率能够相应提高来满足货币需求,那么经济增长可以相应提高但对降低失业的影响有限;利率下降对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的影响较小;而减税也必须在扩张性货币配合下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Gordon(1984)发现在供给冲击下,保证实际GNP不变的必要条件是调整原材料生产部门收入份额,保证名义GNP的变化超过名义工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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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当局通过补偿性货币供给和工资自由浮动即可实现上述必要条件,否则供给冲击的外部性将会导致实际GNP低于均衡水平。Fischer(1985)分析了供给冲击导致经济衰退的条件,作者发现如果货币供给保持不变,纯粹的供给冲击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衰退。相反,如果货币当局为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紧缩货币或者工会对实际工资下降进行抵制反倒会导致真实经济衰退。Turnovsky(1986)在假定的目标函数是产出波动最小化的基础之上计算了供给冲击下货币的最优反应函数。货币反映函数取决于当期供给冲击、先前关于当期供给冲击的预测以及对下一期供给冲击的预测。作者进一步发现如果名义工资是完全指数化的,那么货币对于熨平产出波动是无效的,即货币无需对供给冲击作响应;当名义工资非完全指数化时,货币应采取紧缩还是扩张性调整取决于经济中各弹性的大小。

对相机抉择补偿性的批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基于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认识,货币和财政扩张是使得成本冲击演变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成本冲击条件下,扩张性财政和货币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上升。Batten(1981)认为无论是工资控制还是价格控制,甚至对要素收入进行征税都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只有保持货币增长符合经济增长的长期需要才能从根本上克服通货膨胀现象。

其次,随着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针对补偿性货币忽略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问题提出批评。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并不存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长期替代关系,因此长期内通过扩张性货币应对供给冲击只能是推动通货膨胀进一步升高。Barro(1976)认为,当发生石油价格或者农产品供给冲击时无论货币当局如何反应,总

产出都会下降并导致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增加货币噪音只能是延长调整时间并使得调整过程更加复杂。Blinder(1981)将供给冲击下预期货币供给增加所产生的副作用区分为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短期内,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从而削弱扩张性的效果;长期内,扩张性货币预期将加剧工资和价格的向下刚性,使得更加难以应对未来的供给冲击。Blinder还分别在Lucas(1973)和Fischer(1977)供给函数中引入石油价格冲击,考察暂时性和永久性石油价格冲击下最

优的货币反应。尽管对于暂时性冲击,不同的生产函数结论不一,但是如果冲击是永久性的,紧缩性的货币才是最优选择。

与相机抉择补偿性货币不同的第三类观点来自货币规则理论。随着货币规则研究的深入,通货膨胀目标制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决策者的重视。Ber2nanke和Mishkin(1997)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货币当局“宣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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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甄别和反通货膨胀:一个文献研究

一段时期通货膨胀波动的目标范围,并且明确向公众表明维持稳定的低通货膨胀水平是货币的首要目标”(BernankeandMishkin,1997)。Aoki(2001)、Goodfriend和King(2001)以及Woodford(2001)的理论研究表明,在不包含资本积累的封闭经济模

型中,严格钉住消费者价格的货币能够实现总体效用最大化,原因在于此类货币可以最小化相对价格扭曲;而在包含资本积累的前提下,通货膨胀目标钉住的应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在开放经济中通货膨胀目标钉住的亦应该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当模型中包含成本冲击时,上述结论应该进行相应调整。封闭经济中面临成本冲击时,严格钉住通货膨胀的货币应该有所放松,实行弹性(flexible)目标制(Svensson,1999、2000),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由于产出缺口波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在开放经

济中,Clarida等(2002)、Benigno和Benigno(2002)也认为应对成本冲击的最优通货膨胀钉住是实行弹性生产价格目标制。此外,Sutherland(2004)通过两国粘性价格模型发现在成本冲击下,最优国际货币协调可以通过两国各自执行弹性通货膨胀目标钉住而实现。由于通货膨胀目标钉住制实施起来相对复杂,Sutherland进一步比较了五个次优但相对简单的货币规则的相对优劣,包括货币供给目标、严格生产者价格目标、严格消费者价格目标、汇率稳定目标和名义产出目标。比较结果显示,在这五个次优规则中货币供给目标和汇率稳定目标最差;当成本冲击的方差较小时应该选择严格生产者价格目标;当成本冲击的方差处于中等水平时应该选择严格消费者价格目标;而当成本冲击的方差较大时则应该选择名义产出目标制。

在实践中,通货膨胀目标不仅强调货币的透明度和一致性,而且具有执行时的灵活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不应该理解为弗里德曼式的固定货币增长规则,而应被理解为相对灵活的货币框架,例如King(1996)、Bernanke和Mishkin(1997)。通货膨胀目标制下应对供给冲击的方法包括降低与成本冲击密切相关的价格指数在通货膨胀目标中的权重、扩大通货膨胀目标波动的范围,甚至在面临成本冲击时直接调整短期的通货膨胀钉住目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通货膨胀目标制并非完全反对在面临供给冲击时采取相应的扩张性,但在操作层面上它与相机抉择的补偿性扩张存在显著区别。在理性预期下,相机抉择的货币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持续上升。Bernanke和Mishkin(1997)指出,在通货膨胀目标之下货币当局通过制定中期通货膨胀目标向公众表明,货币当局仅是容忍由供给冲击直接造成的一次性价格上升和暂时性通货膨胀水平提高,货币当局仍将采取措施保证未来通货膨胀稳定在目标水平,从而有助于公众树立未来通货膨胀率的平稳预期。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支持通过补偿性货币抑制成本冲击的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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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成本冲击时如果不采取扩张性货币将导致产出下降和通货膨胀上升,这种观点认为货币供给可以增加产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适应性预期菲利普斯曲线。由此产生两个相关问题:第一,是否存在不以产出下降或失业增加为代价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第二,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内是否有效?关于第一个问题,Barro(1976)认为当发生石油价格或者农产品供给冲击时无论货币当局如何反应产出都会下降,因此产出下降不能成为选择货币的依据。曼昆(2004,中译本)总结19个国家65次反通货膨胀的经验,发现“在几乎所有情况中,降低通货膨胀都以暂时减少产出为代价……迅速的反通货膨胀往往比缓慢的反通货膨胀牺牲率小。”这就是说,与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相反,冷冻鸡式方法比渐近式方法的代价要小。”关于第二个问题,随着Lucas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才能在短期导致产出发生变化。当成本冲击发生时,未预期到的补偿性仅在短期内发生作用,长期扩张性的货币只能造成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Blinder(1981)特别强调了预期到的货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虽

然允许一定的灵活性,但货币当局应采取措施保证未来通货膨胀稳定在目标水平,从而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有明确的含义,成本冲击下紧缩性的货币将会导致经济滞胀。然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反通货膨胀的实践似乎表明,当发生成本冲击时,扩张性货币只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供给和抑制通货膨胀,长期内并不能达到制定者的目标。以美国为例,面临20世纪60年代之后工资和通货膨胀的持续上升,尼克松曾经对价格和工资实行暂时的管制措施并最终以失败告终。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1974至1975年初,美国通过扩张性的应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威胁。效果显示产出在1975年开始大幅度回升,通货膨胀率也在下降,但失业率居高不下,未能降至衰退之前的水平。然而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对经济进行了重大调整,从扩张性转而实行紧缩的货币。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2006,中译本)指出,“1979～1980年,大多数工业国的货币增长实际上都受到了,因为这些国家想消除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一旦这次通货膨胀的上升加入到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工资决定的过程中,就很难再使它降下来”。紧缩无疑付出了沉重代价,成本冲击和紧缩性货币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通货膨胀经验表明,在紧缩的货币供给下,石油价格上升等成本冲击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发生,从而为证明总需求扩张是成本冲击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发生的必要条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除此之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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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甄别和反通货膨胀:一个文献研究前尚未发现通过扩张性货币解决持续性通货膨胀的成功案例。

五总结

正如本文所反复强调的,如果将通货膨胀定义为持续性一般价格水平上涨,Mish2kin(1984)发现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以下共识:无论是成本推动型还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率总是与扩张性的货币相联系,从而重申了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的论断。Batten(1981)也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提法更多的是出现在宏观经济评论和新闻报道中而不是出现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对通货膨胀作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区分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例如,弗里希(1992,中译本)认为将通货膨胀区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虽然没有过时,但是“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已不沿用这种区分了。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区分仅仅是理论性的,没有人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对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进行分类,人们很难决定工资和物价的上升是成本推动的还是需求拉动造成的?试图提出和检验是物价先提高还是工资先上涨这个问题,就如同是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根据对基期选择的不同,工资提高可以解释为一个工资自发的推动,或者解释为对前期价格总水平的调整”。

尽管如此,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仍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通货膨胀性质、传导机制的理解,增强反通货膨胀的有效性。除了必须强调通货膨胀既非相对价格变化,也非价格水平一次性跳跃,而是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过程之外,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就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义和传导机制而言,垄断因素(如工会)造成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一次性要素价格上涨仅能造成相对价格变化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在由成本冲击引发的通货膨胀中,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因素互相交织,而后者的影响可能是更关键的。在工资或者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条件下,货币当局为保证就业和经济稳定而增加货币供给是要素价格冲击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

其次,研究表明生产技术、市场结构以及消费者偏好等因素均可以影响上下游价格之间的传导关系。事后是否存在上游价格或进口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传递及其强弱取决于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货膨胀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通货膨胀性质的鉴别方法而言,现代经济学基本摈弃了早期通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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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性质的定性检验方法,转而通过多变量动态方程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全面考察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计量经济学方法要求样本期间通货膨胀的性质相对稳定,否则计量方程的结论可能不能反映通货膨胀性质的最新变化。

最后,就反通货膨胀而言,价格管制不仅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扭曲。当成本冲击或汇率变化造成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未被预期到的扩张性货币可以暂时稳定产出和就业。但是当通过持续性的扩张应对长期性成本冲击时,公众对货币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将因此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货币无效,这在理论上被称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正是由于忽视了预期问题,相机抉择的货币招致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也宣告了相机抉择货币在实践中的失败。因此,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来应对成本冲击必须满足苛刻的条件,即该货币必须是未被预期到的,否则将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上升。基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规则为反通货膨胀提供了新的思路。当面临成本冲击时,弹性目标制不仅在短期内为货币当局经济稳定保留了空间,而且亦有助于使公众树立未来低通货膨胀预期。20世纪90年代德国、加拿大以及美国在整个沃尔克—格林斯潘时代的货币实践表明,带有弹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能是短期应对成本冲击比较理想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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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2009年6月　责任编辑:李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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