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复习提纲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

第一个十年

一、 旧派小说

1. 1912 年(元年)到 1917 年这五年，是所谓“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的繁盛期。

2. 繁荣原因

（1）北洋的自顾不暇给了文学以发展的良好机会。

（2）科举取消加上近代报刊业的发展，造就雄厚的作者队伍。

（3）文人跌入市民阶层，处于与普通市民同样的文化境遇并取得了相同的文化眼光，小说在他们手中回到了市民文化的本位。

3. 代表作家

1912，“三鼎足”——徐枕亚《玉梨魂》吴双热《孽冤镜》李定夷《霣玉怨》，都写婚恋悲情，都是“骈四俪六，刻翠雕红”的文字。

谴责小说以李涵秋《广陵潮》（1909-1919）为代表

社会小说影响较大的还有包天笑译述的“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1910），发表的短篇《一缕麻》（1909）揭露指腹为婚的野蛮性，曾被梅兰芳搬上京剧舞台而风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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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专事暴露留日学生丑态，暴露国民劣根性，虽属实人实写，但已成为后来“黑幕小说”始作俑者。

二 、新文学迫使旧派向“俗”定位

1.向“俗”定位

鲁迅发表过《名字》《关于〈小说世界〉》等杂文对批鸳鸯予以声援。

新文学方面除大部分文章指出旧派的思想陈腐守旧，击中其要害“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胡适、茅盾两人还特别地解析了旧派小说在文体上的弊病。

新旧文学的关键之一在于争夺读者。新文学的胜利主要是在青年学生读者群中的胜利，而旧派小说在新文学的强大攻势下败退下来，失利后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被迫同新文学相区分，发挥所长去努力争取一般老派市民读者。旧派小说在越发向“下”、向“俗”发展的过程中，也艰难地试图加强自身的“现代性”。于是，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分流、雅俗互渗的初步格局便形成了。

2.四大基本类型

（1）. 社会言情小说

海上说梦人(朱瘦菊)《歇浦潮》，之后续作《新歇浦潮》，沿李涵秋《广陵潮》的路子发展，

由无数短篇联缀而成，擅长从姨太太群的角度来反映社会全貌，全方位记录初期上海社会情状，揭露穷形极相，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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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倚虹《人间地狱》 借名士文人青楼妓女的交往展开上海社会的人生相，包括官场和商界。柯莲荪和秋波的精神恋爱是书中主要故事，在暴露都市丑恶的同时有以道德来疗救人性的意图。全篇为第三人称的自叙传，显示了华倚虹写实之外尚能写“情” 将社会言情熔于一炉的本事。

包天笑的《上海春秋》也属于此类，铺写 10 年代到 20 年代的洋场逸闻。

以上三篇小说将晚清以降的上海黑暗面做充分爆光，都将现代城市看作是藏污纳垢的显贵们的天堂和小市民的地狱。小说的时事性强，把近代的新闻采访和传统的史传笔调混合起来，留下一份初期上海的历史资料，但在通俗文学本身的演变上并无多少贡献可言。

李涵秋《战地莺花录》，将军阀混战、社会的内容和三对青年男女的婚恋命运串联在一起，笔法显得老练。

徐卓呆、程瞻庐给社会小说增加了滑稽体式。

徐卓呆，被誉为“文坛笑匠”和“东方卓别林”。他重视写短篇，如《浴堂里的哲学家》、《小说材料批发所》等。1924 年发表的短篇《万能术》，融哲理、科幻、寓言于诙谐滑稽的笔调之中，是一部奇作。

程瞻庐，1919 年发表的《茶寮小史》《葫芦》等，以插科打诨的俏皮、笔法，嘲笑科举制度废除后的文人嘴脸，也颇不凡。

张恨水

1919 ，第一篇《南国相思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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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1929 年，在《世界日报》连载《春明外史》而一举成名。

长篇《春明外史》写报人杨杏园和青楼女子梨云、才女李冬青的故事，由此展开当时社会上层下层各种纷繁的生活画面。这显然是继承了《广陵潮》《战地莺花录》传统的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续”的体式，可上溯至清末谴责小说、狭邪小说和《儒林外史》。

《春明外史》虽没有像下一时期张恨水的更成熟作品那样席卷中国南北市民社会，但已经预示出作者能在章回体小说内部进行部分革新的潜力：

⑴男女主人公已贯穿故事前后，初步将小说编织成一个整体(游离的情节仍有)，不再形同长篇，实为短制；

⑵视点纯是城市平民的，道德评价也是平民的，充满了对平民阶层的同情关爱，因此赢得广大平民喜爱，看成是他们的代言人；

⑶反“大团圆”的模式，增加通俗小说的悲剧感和反映社会的深度；

⑷虽有报界拾闻的痕迹，已加强了虚构性，描写略略超出了讲述。

（2）.武侠小说

平江不肖生 《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

从武侠小说的发展看，《江湖奇侠传》里面的武技，已经由棍棒拳术发挥到呼风唤雨、吞吐飞剑，武术拳师已然变化成神魔一类的人物，幻想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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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生活方面，把武侠的世界和民间亚社会结合，小说中利用民俗和传说的部分都很富生气，只是消化民俗材料的功力尚不足。

结构上，两部作品十分散漫，表彰侠义时不免掺杂了不少的封建思想，但已基本脱出了明清公案小说的框子，侠客有了一定的地位，不再为清官做忠仆，做捕快。这样，的武侠小说便取得了的品格，平江不肖生的奠基之功正是在这里得以显示。

赵焕亭

与不肖生并举，世有“南向北赵”之称。

《奇侠精忠传》《大侠殷一官轶事》《马鹞子全传》等，作风峭拔，注重继承讲史传统而发挥之，从清代故实中杜撰出侠义情节，描摹世态人性皆入情入理。

姚民哀

《山东响马传》《盐枭残杀记》。前者取材于当时轰动全国的山东临城劫车案，时效性强，又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可称绘声绘色，写的是“匪”。后者写两伙盐枭之间的火并。这只能是姚民哀日后“党会武侠小说”的雏形。

（3）. “舶来”品种——侦探小说

这类作品先是翻译，然后是蜂起模仿。

最早取得成就的是程小青。程小青译创并重，他由模仿福尔摩斯，化出了中国的侦探形象，1914 年起就写开了“霍桑探案”系列。1919 年该系列中的《江南燕》曾被搬上银幕。比较出名的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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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活尸》《新婚劫》《案中案》等。霍桑是一私家侦探，是智慧、正义的化身。他也有助手包朗作陪衬，以包朗为叙述人，犹如福尔摩斯之有华生医生。但逃不出福尔摩斯的阴影，也是他最大的局限。

（4）. 历史演义小说

叶小凤 1914 到 1915年连载的《古戍寒笳记》，用明末来喻清，改造了一般历史演义的“纵式”结构，把二十年的抗清历史“横向”地压缩到数年时间去展开。历史的回叙与个人的身世、经验两相融和，小说充满悲凉气度。

蔡东藩 从 1916 年至 1926 年，他以一人之力、十年的时间，将前后汉到的史迹用“通俗演义”的形式写了一遍，总题《历朝通俗演义》，11 种，计 600 万言，称得上宏伟。而所用多为正史材料，客观记述，与《古戍寒笳记》的取材和叙述情调正好相反。这套书现在还有人当作历史辅助读物来用。

包天笑 1922 年写的《留芳记》等于是一篇开国演义，将刚逝的事件写成“野史”，用梅兰芳做贯穿人物，记录袁世凯称帝前后的内幕，夹杂了不少轶闻笔记材料。

以上三种历史演义，显示了各有短长的写法。

3.南派通俗小说占据上风。

由于经济发达和现代出现业、书店业、新闻业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繁荣，清末的小说就以上海为中心。到了新文学于北方诞生前后，旧派文学作“战略撤退”，它更要依赖江浙城镇的市民读者。苏州有包天笑、周瘦鹃等，扬州有李涵秋、毕倚虹等，他们又都在上海活动，南派的力量雄厚是显然的。以后，张恨水从北方打回南方，北派武侠崛起，更有复杂的原因。南北竞争，给通俗文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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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地域特色也不容忽视。

第二个十年

一 、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

这一时期“五四”新文学已经完全站住了脚跟并进而成为真正的文学主流，已不把旧通俗文学看作是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它的眼光开始着眼于自身内部的论争。

旧派小说仍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非安于现状，它也在逐渐的改变之中。

左翼文学因政治需要对“五四”文学进行反省，认为自己没能掌握下层读者是绝大的缺失，一再地进行“大众化”的讨论。这是 30 年代“雅”文学自觉向“俗”移动的一种愿望。真正具备由“雅”向“俗”移动的实践性的，是新文学内部产生的海派。

海派及新海派的产生，一方面占去了旧通俗文学的部分领地，一方面也进一步拓宽了原先就已经不小的大众文学市场。

于是，这种由“雅”及“俗”的形势，必然刺激旧派通俗文学。随着新文学部分地“俗”化，通俗文学在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定型的模式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品位，反过来由“俗”及“雅”。

二 、张恨水等言情写实小说的俗雅融合

（一）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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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观念：一方面，他的文学观念里始终不放弃章回小说的形式和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另一方面，他立足章回体而不断拓宽其功能，追求新的潮流，不甘落伍。他让章回小说能容纳不同时代的题材内容，他注意章回的回目格式的变化，他尝试过言情以外的武侠、侦探、历史、讽刺、幻想、荒诞等各种写法，以把章回体调适为一种富于弹性的新旧皆宜的文体，并不仅仅能用来写鸳蝴式的故事。

2. 《金粉世家》是他最早走出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的起始。这是张恨水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通俗巨制。

《金粉世家》写京城三世同堂的国务总理金家，以其七少爷金燕西和出身寒门的女子冷清秋的婚姻悲剧为主线，穿插与金家有关的百十个人物，写出巨宦豪门一朝崩溃，整个家族树倒猢狲散的结局。所写故事并非纪实，“《金粉世家》 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 ‘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纯是虚构的，已经具有了典型性。

这部小说不是为言情而言情了，它着眼于大家庭腐朽过程的描绘，既不是单纯的暴露，也不沉醉于富丽生活的渲染（金、冷结婚的铺张还是有这种影子，但全书中心点不俗气），而与一般通俗作品不同，在故事中尽力开掘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它对金家家族内部的刻画，主要不是放在昏聩保守方面。因近代官僚是封建性和资产阶级性兼有的，家长甚至还有开明的假相，但子弟的不肖，根深蒂固的封建纨绔性，促成了迅速衰落。这种分析虽不够彻底，究竟已使故事不至于浮在表面。冷清秋的悲惨命运，书中解释为“齐大非偶”，流露出通俗作者常有的陈腐小市民见解，但是，全书对平民女子才艺、诗情、操守的由衷赞美，寄托了对东方式玉洁冰清的传统风范的倾心。小说充溢着一种道德理想，以及这种道德理想受到现实无情摧残后引发的伤痛感慨。

至于书中人物描写的细致、倒叙的开头、百万字小说的结尾呈半开放式的状态，这都超出了一般章回小说的格局，而与新文学作品打通了。所以，作为表现大家族的小说，《金粉世家》不仅常被论者拿来与《红楼梦》相比，还平行地与巴金的《家》做比较。《家》和《金粉世家》写旧家族的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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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显然有激烈与温良之分，有雅俗之别，但都是现代小说则一。

3.《啼笑姻缘》 奠定他成为全国性通俗小说大家的名声。

小说写平民少爷樊家树与天桥唱大鼓书的少女沈凤喜的爱情悲剧。除了主要的情节线索，摩登郎何丽娜、侠女关秀姑的插入，使平添了都市的富丽场景和乡间的传奇色彩。刘将军强夺沈凤喜，及沈凤喜禁不住诱迫迫背叛樊家树的描写，是最重要的一笔。一般的“谴责”被远远伸入女主人公心灵深处的描写所代替。对沈凤喜柔弱虚荣性格、天真薄弱意志的刻画，反反复复的心理叙述，胀破了旧章回小说的容量，提出张恨水小说里中国的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道德心理相互冲突的主题。唯其表现的现代都市属于北方封建残余力量较强的地区，这种冲突的“中国特色”尤觉鲜明。对官、商两类加在平民身上的都市势力的表达，作者总是偏于官的方面，如军阀势力对于沈凤喜，作者的同情心当然是在弱女子的一面。而沈凤喜受到樊家树的喜爱，能胜过充满“洋化”气味的何丽娜，以及何丽娜一旦抛弃繁华尘世、归隐学佛后，反倒有了与樊家树结合的可能，这都蕴涵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失落的一种惋惜、回顾的复杂心情。沈凤喜的陷身，与城市环境对她的戕害有关，她的出身、职业、教养造成她的可悲的性格，这又是市井文化的阴暗面。作者能看到这一点，便也保持了对传统的清醒态度。

《啼笑因缘》在社会言情外，又渗进了“武侠”因素。虽然起初是应南方报纸编辑的要求而加写关寿峰、关秀姑父女的，但这不是一个无意的试验。张恨水以一个南方文人久居京华古都，他通俗文学的那种北方气质被南方文化接受并加调理后所形成的特色，也是他的魅力之一。所以他的文字也像“言情”掺合了“侠义”，细腻中挟带了豪爽。他所操的文学形式，质和体都属于章回，但慢慢越来越不像原先的章回：结构不再是一段一段的，而是按照原意有一个全开放的不交代主人公结局的非鸳蝴式结尾；人物心理描写复杂了；风俗描写、风景描写、环境描写，以书中的天桥景致为代表，可直逼西方小说的笔法，但全书细细叙事的传统声口和文化气味仍是浓厚的。

4.抗战时期的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完善又有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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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丹凤街》《八十一梦》为代表的写实精神高扬的作品，表现出张恨水更进一步的雅俗结合（两部小说都只有拟白话的简短章名）。

《丹凤街》又名《负贩列传》，是专门为下层的肩挑小贩们立传的。写以菜贩子童老五为首的一群民间义士，如何救助被卖给赵次长做姨太太跌入火坑的秀姐，他们虽然失败了，但那一点正义的嫉恶如仇和重许诺、轻生死的品质和传统的美德，却留了下来。言情的成分大大压缩，不是武侠题材，却用民间的“侠义”思想贯穿。此书 1940 年开始陆续发表，在抗战环境下，把这类经过过滤的“侠义”精神提高了加以表现，显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这是张恨水爱国主义分外高涨的时期，他把章回体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作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八十一梦》是一部社会讽刺想象小说，1943 年成书，实际共写了十四个梦，将国难期间大后方的种种丑陋现象做了奇特的观照。它有“谴责小说”的意味，想象的依据不出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古代文学的范围（个别的外国人物也有出现），“寓言十九，托之于梦”也是古小说中已有的写法，但它有暴露也有反省，对当政的和丑陋民族性的批判都不留情面。比起后来《虎贲万岁》的纯纪实和《五子登科》的纯谴责作品，它的梦幻结构每一个单元似乎又回到旧小说的路上，都是的，但梦幻的意念有内在的思路、理路，它又是现代的。我们甚至觉得现代主义的一些荒诞表现方法，在这位章回小说家的笔下也出现了。这样，张恨水完成了他实现章回小说现代化的文学使命。

（二）刘云若

在北方社会言情小说家中可与张恨水相抗衡的作家。

自 1930 年发表第一篇《春风回梦记》，受到市民读者欢迎而成为职业通俗小说家。

另一部 40 年代出版的《红杏出墙记》被人评价为“这一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 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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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长篇以言情为主，写外出的铁路职员林白萍深夜回家，故意要让妻子黎芷华吃惊而潜入，却意外发现妻子和自己的好友边仲膺同床共寝。事发后，林白萍远离，黎芷华追寻丈夫，引出女友房淑敏、房淑敏之兄房式欧、丑女龙珍、名妓柳如眉、官宦小姐余丽莲等一系列人物。这些男女之间发生错综的恋情，集巧合、误会、忏悔之大成，互相勾连在一个大情网之中无法自拔。而每一发生矛盾时，几方又都采取情场相让的行动，越是相让越是纠缠，成为死结。最后以龙珍误毒杀房淑敏，边仲膺打仗负伤而死，林白萍跳水自杀，黎芷华坠楼殉身，形成大悲剧的结尾。

《红杏出墙记》情节之曲折，戏剧性之强，在通俗爱情小说里罕有先例。有的时候会感到它太是为曲折而曲折了。

它在人物性格的搭配和映衬上，也极富匠心，似乎是吸取了中国戏剧的特点， “生”有、“旦”、“丑”各类角色。以上都显示了通俗性。

而在对“人性”的表现上，作者也是超乎以往任何一部通俗小说（包括张恨水的），充分开掘人的情感心理层面，尤其是解剖男女主人公的两性心理：精神之爱与生理欲望的矛盾，清醒的理智与无可救药的沉沦的冲突，恩爱、悔恨和善恶生死交战，都极富探索性。文字也按照情感起伏喷发热情。可以说，并不让于新文学的爱情作品。

其他著名的如《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粉墨筝琶》等，其中表现天津沦陷时期的世态人情，有正义感，写地痞混混儿如何走向汉奸道路，了了分明。回目越写越大，不再刻板地按回目形式分割高潮，而是按情节发展的需要来设置回目。但基本没能超越《红杏出墙记》的模式。

这一时期南派言情小说、社会小说进入低谷，张恨水和刘云若的崛起，标志着北派社会言情小说的高峰，是 30年代通俗文学取得现代性的主要样本。

北派社会言情体同南派的区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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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派作家并不直接承续晚清小说，较少负担，所以容易同“五四”文学沟通。北方的现代经济转型没有东南沿海一带快，文学中的道德关注沉稳而不浮躁，世俗化、生活化比南方反显得深入，而南方通俗文学的“文人化”趣味浓重。

北派的小说介入社会力避锋芒，表现出游刃有余的市民精神。对于妇女、男女婚恋、城市日常生活的现代演变，取改良的开明姿态。凡大大游离了普通市民价值观念的“西化”言行，则用传统道德为武器加以针砭。张恨水、刘云若衡量情谊的尺度正是如此。与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海派的都市男女社交观念相比，就显出通俗文学渐进的现代性是怎样地同传统难分难舍了。

三 、武侠想象世界的多方拓展

1.顾明道——武侠与“情”结合

最初写言情小说，早期《啼鹃录》 18 个短篇，多为婚恋哀情题材。

1929 年后陆续发表长篇悲情小说《美人碧血记》 《红蚕织恨记》《哀鹣记》，或取材现实，或取材历史，其中已经有侠客存身。

1929 年到 1940 年写毕的《荒江女侠》 堪称一部大作品。侠情两相结合的特点，开了言情武侠小说之端。

《荒江女侠》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学成剑术，在寻找仇人过程中遇同门师兄岳剑秋，构成了“剑”胆“琴”心、相偕锄奸的基本故事，中间铺叙男女侠客之间的恩怨和武林流派之间的恩怨，为写情创造条件。因顾明道缺乏武术的知识，在设计“武”的打斗场面和技巧套路的时候常力不从心，就在出生入死的场景之间多安插情意缠绵细节，来加弥补，这反而为此书增加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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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江女侠》受长期连载和市场的拖累影响，结构松散；但值得一提的是它采用了武侠小说此前从来没有的第一人称叙事，使得依靠想象交织成的武侠世界具备了真实感、可信性，便于调整读者与书中人物的感情。

后来的武侠小说增加“情”的因素，而用书中人物的视角或口吻进行叙述，就都是借鉴了《荒江女侠》的。

《胭脂盗》，写北地女强人英武而多情，还是发挥了侠情融合的长处，十分可读。

2.文公直——与“史”结合的历史武侠小说

所写历史只是个背景，在其中虚构侠客们的活动。代表作是“碧血丹心”系列，《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三书以明朝于谦的事迹为背景来写为国尽忠的众侠客，同时抒发作者自己郁结。

3. 姚民哀——武侠与江湖帮会秘史结合的党会武侠小说。

1929 -1930 年写的《四海群龙记》说的是帮会复仇的故事。

1930 -1931 年写的《箬帽山王》是说“四海群龙”里的“一龙”如何组党的故事，交代内幕，叙述行规黑话，都很到位，很能满足读者的知识欲和探秘的心理。他由一小说再引出另一小说的“连环式”形式，是后来长套的武侠小说惯用的结构。

4. 还珠楼主

作品可分为“入世”的现实技击武侠和“出世”的仙魔神怪武侠两大类，但以气魄宏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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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广，充满瑰丽想象的仙魔神怪武侠闻世，它的最著名的代表性作品便是《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

《蜀山剑侠传》的神侠世界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它由人间社会、神话幻想、自然胜境、哲理诗情交织组成。表面的故事是正道的剑仙同的怪魔间的斗争，就是说有一般剑侠小说共有的表现善恶的主旨。剑仙、怪魔都要逃脱“道家四九天劫” 即每四百九十年一次的劫难，不同者，剑仙以行善来避劫，怪魔用行恶来逃劫。两方面寓示了一种共同的形而上意义，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不懈抗争。有人指出：“只要翻阅一下宝相夫人抗劫故事，忍大师‘情关’破化故事，以至于作为穿插小段的‘灵狐’无罪被杀，其‘内丹’激射缓飞，聚散明灭，久久飘舞不已的凄艳描绘（《青城十九侠》第 8 集第 2 回），当即能够获得强大的心灵震撼。”这就是生命“抗争”命题的集中表现。

表现力的丰富也为从来的通俗小说所未有。书中“关于自然现象者，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山可役之走，人可化为兽，天可隐灭无踪，陆可沉落无形，以及其他等等；/关于故事的境界者，天外还有天，地底还有地，水下还有湖沼，石心还有精舍，以及其他等等；/对于生命的看法，灵魂可以离体，身外可以化身，借尸可以复活，自杀可以逃命，可以长生，仙家却有死劫，以及其他等等；/关于生活方面者，不食可以无饥，不衣可以无寒，行路可缩万里成尺寸，谈笑可由地室送天庭，以及其他等等；/关于战斗方面者，风霜水雪冰，日月星气云，金木水火土，雷电声光磁，都有精英可以收摄，炼成各种凶杀利器，相生相克，以攻以守，藏可纳之于怀，发而威力大到不可思议。”（徐国桢《还珠楼主论》）。这种天马行空，把一切“人情物理”统化为“会心”的绚烂意象，是还珠楼主对世界的文学诠释。

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它的文化内容也十分丰饶。举凡道、释、儒，经史子集，医卜星象，天文地理，诗词书画，风俗民情，无不与武侠的表现融会贯通。这些内容投射到故事和人物身上，或模塑性格，或烘手氛围，或引起事件，或梳理渊源，使得小说的情节不仅曲折有致，而且内涵厚重；人物情感表达的民族性分外鲜明，突出一个“孽”字，恩怨纠结，生死同心。他的写作字数近两千万，长篇拉长和结构松散的通俗文学弊病自不能免除，但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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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可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现代综合阐释，也近于是一奇迹。

与平江不肖生相较，他们有前后的承接关系。还珠楼主后来居上，更能显示武侠小说的现代意义。不肖生虽介入人世，侠已经重于武；还珠楼主横空出世，气度恢宏，谈玄述异皆超妙奇绝，武与侠都不过是作者对生命感受的一种外化方式。武侠世界、武林中的仙或魔，都成了人类生命的表现，标志了武侠文学新旧转换的成功（虽比言情小说慢些）。还珠楼主首先直接作用于 40 年代北派琥侠大家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带动北派武侠超过南派。在观念和技术上给后人以启示，一直影响到港台新武侠的出现。

第三个十年

一 、雅俗对立的渐趋消解

1938 年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举张恨水为理事，是新文学作家主动向通俗作家发出的一个团结信息，对于形成通俗作家和新文学作家的联合关系，影响极大。

在通俗文学的一面，它往“雅”的方向移动，主要是加强了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加强了历史的、文化的探索精神。通俗文学移步换形地将文体形式和自己的审美情感，更多地也向“雅”的方向转化，以至从这时开始，出现了没有经过章回体阶段的新通俗小说家如予且，是俗、雅融和的标志之一。

文学的部分的雅俗合流现象，在此期的报刊杂志变化上也可看得一清二楚。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万象》，是有名的通俗文化月刊，文艺色彩很浓。它起初由陈蝶衣执编，翻阅 1941 年开头两年的《万象》，顾明道、徐卓呆、张恨水的名、李健吾的名字混在一起，中间也字同胡山源、魏如晦（阿英）出现予且、丁谛、施济美等，新旧作家中旧派占上风；到 1943年 7 月起由新文学作家柯灵接编，孙了红、程小青这些老侦探作家仍在，连载的长篇却是师陀《荒野》、罗洪《晨》、张爱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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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套》，以新文学家为主，兼有张恨水的《胭脂泪》了。可以看出，此类通俗文学刊物在与旧的传统不截然断绝的情况下，调和新旧关系，同时努力追求自身的现代化、新文学化。已经新文学化了，还要选载一点旧体笔记和诗词，还可以来几篇学术考证文字，以满足一部分市民读者和旧式文章有的喜好。《万象》表现 40 年代雅俗文学融和的意义是十分显然的。

这一时期三个地区文学的雅俗融和，各有各的特点。

沦陷区因新文学的地盘一时间几乎空出，通俗文学市场的需求突然增大，而显得分外繁盛。

而国统区的新文学力量是最强大的，抗战初期提倡“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用民间形式、旧戏曲形式进行创作，创办众多通俗文学的报刊和社才，一时也成为风气，但因这种通俗化同时容易带来简单宣传效果，以降低新文学的水平为代价，在国统区未能坚持太久，倒是原来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在新形势下向新文学的进一步靠拢，有着重大的意义。国统区显示了多样的雅俗联手的过程。

至于区，由于文学更大范围地转入战时状态，读者对象转向偏僻农村的文化偏低的农民，通俗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加强了，运用行政手段鼓励写作包含新思想的农民读物便成了当务之急。以后果真出现了新型的通俗文学作品。真正现代化的中国通俗文学，应当说是迟至这个时期才大体确立的。

二 、各类型通俗小说的“现代化”（国统区、沦陷区）

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言情小说承续了 30 年代上海、北平（北京）、天津等地此类小说所达到的高度。只是社会的主题更深入、更重大；用言情来探索人生、探索人性的意念更显著，写法上也更其多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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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国统区重庆）

将通俗文学创作旨趣的严肃性，提高到从来没有的程度。

他在抗战时期几乎试验了通俗文学展示社会的各种功能：

《大江东去》是较早的“抗战+言情”的小说；

《虎贲万岁》是新闻纪实的写法；

《八十一梦》是幻想型忧患讽刺；

《魍魉世界》和《五子登科》暴露官僚的；

《巴山夜雨》则是对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陷入精神、物资双重困境的充分揭示。

张恨水跟上新文学的步伐，把通俗小说表现社会的本事膨胀到了边缘。而如一味地表现重大题材到达极致，是会违背了通俗文学的基本游戏娱乐功能的。

刘云若（天津沦陷区）

注意点不在社会性的显露，而在社会中的“人”的揭示。用通俗形式写尽复杂的人性表现，是刘云若在《粉墨筝琶》、《小扬州志》里做出的主要贡献。

陈慎言，写《恨海难填》，也有刘云若小说的长处。

秦瘦鸥（孤岛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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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小说《秋海棠》创下畅销书最新记录。

《秋海棠》的故事如出自 20 年代旧派言情小说家的手笔，一个军阀姨太太和伶人相好并造成军阀摧残这样的三方矛盾，本系普通平常。但现在的情节重心，并不放置在唱旦角的京剧艺人秋海棠和被迫嫁给军阀的女学生罗湘绮的恋情身上，而是突出了秋海棠面容被毁的惨局，和他忍辱放弃了爱情与艺术，带女儿梅宝隐居乡间，受尽歧视折磨十八年将孩子抚养成人的经历。等到罗湘绮千回百折找到了父女二人，秋海堂带病“跑龙套”已倒毙于他心爱的舞台之上。全书以悲情动人，主题严肃，它的故事讲述从前到后一丝不松懈，但不忘发掘故事的人生含义，升华故事的同情平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小说表面已无章回形式，多采新文学手法（作者个在大学任教的通俗小说家），而骨子里的情调是通俗的，是写给市民读者看的。《秋海棠》原有现实模特儿，是用 20 年代发生在天津的一件军阀杀害“戏子”的新闻改写的，但它比一般通俗小说高明，正在于它不把时事性的都市逸闻急忙地加以摄取，加以排比，而是大量舍弃纪实的成分，进行虚构，虚构的部分才是小说的中心内容。这明确显示了言情通俗小说在 40 年代的现代化的水平。

王小逸

当时具有小报情趣的作者。

他擅长于言情中暴露社会阴暗。《明月谁家》就是通过由乡村到都市的男女关系来揭示沪上的淫糜风气的。

《四郊多垒》不用章回，故事也不求连贯，是以散文笔法写的。

1942 到 1943 年连载于《万象》的《石榴红》，写冯柳丝兄妹设计惩办“孤岛”恶人，结构、叙事都很现代，又能代表他通过性爱的视角来反映城市人们生活的特点，但不免带一些色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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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逸写作的技术已趋现代，而趣味不高，编写故事的主旨仍然停留在迎合低等阅读的阶段，这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予且（上海）

原名潘序祖

考虑如何将“五四”以来的西式小说大量通俗化。

30 年代中期发表通俗长篇《小菊》《如意珠》、，短篇集《妻的艺术》《两间房》已经显露出新型市民小说的端倪。

抗战后进入写作的高峰，除《女校长》《乳娘曲》等长篇和短篇集《七女书》外，集外的小说也很多。

予且小说主要写沪上男女婚恋、弄堂人们的生活样式，文字纯白话，轻松明快。

《照相》《伞》《君子契约》写现代物质文明与其如何成为城市男女成其好事的媒介。

他还用已婚者的眼光来透视各种婚姻心理，叙述老夫少妻、夫妇分居、大小家庭、理家失和等故事，“物质”在都市人和人关系中的贯穿作用，是他小说的基本主题。其笔下众多的女性人物，如《七擒》《移情记》《如意珠》里的女性都是在强烈的生存欲求过程中，经对男人的擒获，而释放出精神能量的。“生存”造成对道德的适度调整，如作者所说：有时因为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无暇顾及我们的灵魂了。而灵魂却又忘不了我们。它轻轻地向我们说：‘就堕落一点吧！’”通俗小说会探讨这样的“现代事实” 浪漫婚恋如何明明白白沦为一种生存手段：从经济的一面来解剖“言情”，是予且提高此类小说现代品质最鲜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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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且的意义还在于他的新文学式的通俗写法。

他的小说接近西洋型，是把昨天的纯文学创新成分迅速转化为大众的成分，如《埋情记》《追无记》把心理分析方法化解得连市民读者也能读懂；《女校长》将侦探推理的结构纳入恋爱小说也够新奇刺激。

在叙事方面，他注意的是流通所必备的顺畅，就不过快地吸收复杂的叙述方法了。反而是保留了一套市民熟悉的插笔、闲笔，节外生枝，制造噱头等调节讲述速度、起伏的办法。他追求趣味，包括巧思、世俗性、喜剧感等。他说过：“我的文章也要用笑脸写出来，方才有趣味。趣味便是文章的灵魂”。趣味本来属于作品的情调，通俗作家从文学的娱乐功能出发，把情调提高到意义的层次，“情致”即市民的生活哲学。就这样，予且的市民风情叙述系列，标示出 40 年代通俗文学的新类型。

北派武侠

白羽

本名宫竹心，成就主要是社会武侠小说。受新文艺的影响很深，因此他的通俗作品的新文学性特别强烈，表现为按现实规律来描摹世态，武侠都是于现实社会的背景下活动的。

1927 年在《世界日报》连载其武侠处女作《青衫豪侠》。

到 1938 年发表《十二金钱镖》（开头一回半是邀郑证因代写的），始成名。

以后的武侠小说还有《联镳记》《武林争雄记》《偷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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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接受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的影响，他一生经历坎坷，便借武侠的故事来宣泄他对社会、人生的真实体验。他的侠客都是现实社会中极平常的人物，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他也不把武侠世界理想化，在叙写镖客拳师的英武、敬业、诚信的同时，也写他们现实处境的可怜可笑可悲的地方。《十二金钱镖》、《联镳记》里都有镖行武夫在官府面前忍气吞声的描写。镖局失事，镖头身亡，而平日害怕强盗的缉私营巡船却耀武扬威地将镖船随意杀伤骚扰一顿，反要镖行感恩戴德，这种近乎反讽的场面，衬托了社会的黑暗，也显示了武侠在近现代的真实地位。再如侠义讲究宽厚仁德，讲恕道，不赶尽杀绝，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正宗的侠义精神的境遇如何呢？《联镳记》写大侠林廷扬因宽恕败者，反被对方突然袭击而亡的情景是撼动人心的。一般武侠小说极少这样处置中心的人物，而白羽的写法正是要突出他表达武侠思想与现实社会矛盾的题旨。这不是对“侠”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侠”的现代思索。因为只要将“侠”置入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之中，他的局限是分明的。这个意义上，《偷拳》是白羽更重要的作品。它一方面通过杨露蝉三年假装哑丐，受尽磨难，自投太极陈门下偷学无极拳，表现“侠”的卓绝不拔、忍辱负重的精神，一方面写杨露蝉五年被太极陈拒之门外，偷拳前到处拜师，遇到了多少“伪侠”。由此批判了武侠世界名不副实的一面。杨露蝉满师时受太极陈庭训，太极陈居然一反平日的孤僻倨傲，告诫徒弟：“要虚心克己，勿骄勿狂。多访名师，印证所学；尊礼别派，免起纷争”“千万不要挟技自秘”，“你不要学我”（白羽：《偷拳》）。这种绝非平常的“反省”，既是批判武侠中的假冒伪劣，又充满了现代人的自尊自重，是白羽为武侠小说贯注的现代精神。

白羽是相当全面的一位武侠小说家。他于武侠中写社会、写情、写“武”的套路、写“侠”的思想境界，都有不同的成就。

《武林争雄记》武师丁朝威的女儿丁云秀，及二徒弟袁振武、三徒弟俞剑平这三者之间的爱怨，由于师傅弃长择幼指定掌门人而激化，陡起风波，武与情是融和的（但与王度庐不同，以武为主）

《十二金钱镖》写“杨柳情丝”，尤其是女侠柳叶青的娇痴，都很动人。据说，白羽是“武林”一词的发明人，他在诗词典故、武术技击的创新描写上也有贡献。他运用传统术语、山水自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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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象形、神话传说，来给各种掌法、兵器命名，增加了武侠世界的文学色彩，与还珠楼主、郑证因一起，为后来的新武侠小说命名武技大大开拓了思路。

郑证因

所创的是技击武侠小说一路。

初作《武林侠踪》。

1941年《鹰爪王》于当时北方著名的画报《369》上连载，遂名声遐迩。后来有“鹰爪王系列”续作，总计有八十多部作品。

郑证因擅长写天津内部的秘密、帮会的复杂仪式、争斗的场面，而完全不写侠情。武侠小说此时很少有不穿插侠情的了，也因此，郑的纯技击小说显得弥足珍贵。仅是拳法掌法，郑证因就创出绵掌、混元掌、排山掌、般禅掌、小天星掌力、龙形八掌、三阴绝户掌、鹰爪手、天罡手、黑煞手、金刚指等不下二十个种类；轻功有草上飞、追云赶月、飞鸟凌波、燕青十八翻、金鲤倒穿波、仙人换影等十数种。与还珠楼主想象型的武功相对，郑的成功描写则偏于写实，但达到艺术化的境地，是由实到虚。他的武侠小说阳刚之气颇盛，对以后的硬派武技描写发生直接的影响。

王度庐

以悲情武侠著称，使得言情武侠小说旁支斜出又出现新的类型。

从 1938 年后，他连续写下《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的武侠小说，成为他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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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度庐写侠客柔情已经远超出争斗恩怨，五部小说共包括三个悲剧侠情故事：江小鹤（后称江南鹤）和阿鸾、李慕白和俞秀莲把杨豹偶得而引起江湖黑道追逐的大内宝珠追回，罗小虎即杨豹之兄；玉娇龙盗“九华秘籍”而为李慕白、俞秀莲围追：这样构成了所谓“鹤—铁系列”。

“鹤—铁系列”达到了通俗武侠文学写悲情的现代水平。鹤、鸾的悲剧是因“世仇”酿成，仅有阿鸾的祖父鲍昆仑杀了徒孙江小鹤的父亲，没有鲍因妻子淫乱产生的性变态心理和江的处处以复仇为重的偏激性格，也不会走向悲惨结局。这是命运和性格的双重悲剧。李、俞的悲剧是 “义”的过分抬高对“情” 的虐杀。李慕白因俞秀莲与孟思昭有婚约在前，而割断情丝；孟为成全李、俞而殉友，造成李、俞终身背上了十字架而无法冲破道德、心理障碍结合。李、俞结合的外在条件本已撤除，余下的纯是侠自身思想束缚的内在原因。王度庐的悲情武侠此时显示出它伸入人物内心的巨大魅力，“情”由伦理、道义的压抑，由侠的扩大的牺牲精神、孤寂感而遭粉碎，通俗小说的笔力达到一定的人性深度。至于罗、玉的悲剧先是因门户造成：玉娇龙为京城九门提督之女，罗小虎是沙漠大盗，于是一夜欢愉后终于分手。到后来，玉娇龙所生之子（韩铁芳）被人调换为女（春雪瓶），上一辈的情义演化为下一辈的情义，到韩铁芳千里寻亲，在荒漠分别遇到生身父母而不知，父母又辗转死在儿子的面前：人的心灵撕裂所造成的悲剧效果，友爱、情爱、亲子之爱所构成的人类的温情，使得通俗的武侠言情小说也进入“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序列，小说获得了社会悲剧、命运悲剧、性格心理悲剧的综合美感。

王度庐熟悉新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他的武侠小说已以性格心理、性格动作为重心，作者叙述时且有主观情绪的投入。他对江湖恩怨也同白羽一样，能抱批评的态度，如《洛阳豪客》所写。《风尘四杰》富平民思想，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充满对天桥贫民的同情与赞扬，风俗描写逼真，通体的小说形式与纯文学作品的界线已很微小，是十分难得的。

朱贞木

被认为是擅写奇情武侠小说的高手。情的观念虽比不上王度庐，但能开辟出诡奇的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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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是《七杀碑》，并未写完，被誉为布局技高一等，笔法细腻，侠情兼长。

《魔窟风云》《罗刹夫人》、以历史的“苗乱”为引子，铺写边地蛮荒的离奇恋情和侠事，幻想极其瑰丽。朱贞木有南派通俗小说的笔风，所创的类型丰富了武侠文学的品种。

小结：

武侠小说在 40 年代的繁荣及其现代性的增长，是通俗文学现代品质确立的最好说明。除了对“侠义”“侠情”的现代理、解，还应包括对章回体式的逐渐消解过程。这种消解，留下了“说书”传统仍然被市民接受的故事讲述模式，却将章回的格式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上了。就以章回小说的回目为例，王度庐的《洛阳豪客》是并不对称的双行标题，白羽的《偷拳》却一律是单行的八言题目，朱贞木的《罗刹夫人》则干脆采用与新文学一样的白话拟题方式。这还是属于表面的，内在的章回体的改造，主要是叙述人称的多变化，描写能力的加强和以人物为中心的结构形式的大量运用。这在武侠小说演进中似有超出言情小说，后来居上的势头。

此外，武侠小说始终浸润于中国民族文化的环境里面，是有根基的。它不像上世纪从国外传入的侦探小说，引进的年代很早（与近现代文学同步），而生长不易。中国本土作为侦探文学生长的文化条件不利，法制不全，科技滞后，作案与破案的现实手段低下，想象的翅膀怎样鼓动也究竟有限。三十多年的时间，主要还是程小青、孙了红这样几个作者在领衔写作。孙了红在抗战期间比前成熟，一是社会表现力增强，侦探的世界有所扩张，一是“侠盗”鲁平的“反侦探”形象有进一步发展，由盗匪气稍多到侠气占据上风。他的主要作品有《血纸人》、《一○二》《三十三号屋》等。可见侦探小说还是要和武侠合体，也就是尽量地与中国文化合体，才有立足并发展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再来返观 40 年代武侠小说的繁盛，是具有深长文学史意味的。

三 、区的文学通俗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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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统区沦陷区的区别：在这里，通俗文学基本上不受文化市场机制的支配，面对的也不是城市市民。而是由抗日民主的政权力量加以自觉推行，对象变为农民。

理论：的文艺思想。

1939 年后展开如何对待“旧形式”和“民间形式”的论争。

最后两种意见都同时存在：利用旧形式、民间形式而创造文学的民族新形式的，先在创作上占上风；而坚持用现代形式和西洋形式创造民族新形式的观点，虽比较隐蔽，但因为后者原本便是“五四”新文学的方向，也无从反对。

通俗文学在此时是一批的新文学家手中的武器。区通俗文学的主力是一二十年代出生的新人，如 10 年代的阮章竞、孔厥，20年代的马烽、西戎、柯蓝、李季、张志民等。这些新人在“五四”新文学哺育下长大，现在回过头来学习民间文艺、农民文艺，与新文学融和，来为民间和农民服务。

全面丰收：通俗小说有章回体、演义体和新小说体；通俗诗歌的成绩也是别的地区少有的（旧文人往往写通俗小说而吟旧诗词），有街头诗、杆诗、墙报诗，有仿民歌体等；通俗戏剧为“五四”以来便衰落的，如今出现了广场剧、农村小话剧、秧歌剧等。

两大潮流：一是仿民间的通俗文学，一是化民间的通俗文学。前者以诗歌的成绩为最著，用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填写翻身的故事也好，直接写民谣小调也好，但很难让民众传诵。朗诵诗仍是知识分子的诗，民众传诵要有曲调才能行之久远。后者便是出现了赵树理。

赵树理小说将民间评书，彻底 地新文学化了，而且能容纳、表现农村变化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农村的新问题、新面貌、新历史进程，因此成为新型的大众文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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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之外，表现区农民武装斗争，而采取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形式的，当时出现过一批模拟旧章回体的新小说：

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描写晋东南地区人民英勇抗战，作品情节经较简单，但充满激情。

马烽、西戎合作的长篇《吕梁英雄传》与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 分别描写了吕梁山与白洋淀的农民游击战争，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以及《水浒传》《儿女英雄传》这类的“英雄传奇”小说。

这是“新”的“英雄传奇”：同样是描绘农民（民间）英雄，同样充满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与气氛，同样大量采用传奇性的情节，大开大阖，张弛有致的结构，在金戈铁马之中穿插着儿女情长，并同样充分发挥民间口语叙述与描写的生动、活泼、通俗、传神的特长却赋予了的新思想、新内容与新色彩。由此而开拓的“英雄传奇”的小说模式对建国以后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文流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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