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 衙新宄（双月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总第８７期） 环境规制、引致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 谢荣辉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２４） 摘要：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环保技术创新和 非环保技术创新、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Ｒ＆Ｄ总投入和非 环保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与环保技术创新负相关；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提升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间接影响为正，且主要来自非环保技术创新的贡献，这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性。进一步地，在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 影响为负，但在长期内具有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双赢”的可能性。因此，中国未来在进行环 境规制工具的设计时，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能力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环境规制；引致创新；绿色生产率；两阶段模型；环保研发投入 中图分类号：Ｆｏ６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９３０１（２０１７）Ｏ２～０ｏ３８—１１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集中出现，突发环境事件的数量居高不下，如全国大气灰霾现象的大 面积爆发，内蒙古腾格里沙漠的恶性水污染事件等，似乎预示着中国的环境污染已临近生态系统的 “临界点”。面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巨大压力，中国实施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已势在必行。“十 一五”期间，中国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首次将污染排放总量的显著减少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意味着环境规制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设置越来越高的“环境壁 垒”，不仅将在宏观层面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并且将通过直接增加企业成本而在微观层 面深刻地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 然而，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重化工业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 重化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及其“高能耗、高排放、低技术”等特点，当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施加Ｅｔ益收 紧的环境约束时，重化工业将无可避免地首当其冲。那么，环境规制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带来工业企业难以承受的成本上涨压力，还是成为激励企业研发和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这是当前 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波特假说”的提出，引发了环境经济学领域新一轮的研究热潮。该假说 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意味着新利润机会的出现，能够激励被规制企业创新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优 化资源配置，从而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双赢”。 Ｊａｆｆｅ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ｅｒｌＬｌ 进一步将其分为“弱版”假说和“强版”假说。“弱版”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 够有效激励企业进行环保创新，但并不确定规制与创新的综合作用使企业受益的方向与程度；“强 版”假说则认为设计合理的管制所引致的创新足以完全补偿遵循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３１；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谢荣辉（１９８８一），女，山东淄博人，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环境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５ＺＤＡ０２５） 一３８— 谢荣辉 环境规制、引致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 的现实情况表明，这一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排污企业为了满足环境规 制的要求必然会作出一系列的生产决策或管理决策的调整，而这一过程无疑将产生一定的成本，如 交易成本或污染治理成本，从而引致企业在短期内的成本上涨，并将在企业实现效率改善之前，在短 期内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１：在短期内。环境规制不利于绿色生产率的提升，即将产生负的直接影响；而在长期 内，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终将逐渐显现。 进一步地，“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在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方面具有显著的动 态效应，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将有效提升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即由原来的生产技术ｑ＝ｆｏ（ｅ）变为新 的生产技术ｑ＝ （ｅ），表现在图１中则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即在新的技术水平． （ｅ）上，相同 数量的投入可获得更多的产出，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同时并未导致污染物排放的增加。新技术的 发明意味着原来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 点变为非效率的生产方式，环境规制的实施激励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活动、加强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等，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活动从 点向Ｄ点与Ｅ点之间移动， 并将在Ｅ点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生产，此时的产量从ｑ 进一步增加至ｑ ，对应的最大化利润为Ⅱ 。 然而，“波特假说”并未对非环保技术和环保技术加以区分。非环保技术即指传统意义上的生产 技术，这一类技术并不一定会降低污染排放，反而可能是造成污染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如正是由于 技术进步才使得人类能够对自然资源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环保技术，即指以减少 污染排放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使用为主要目的的技术 ｊ，主要包括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 】。 由于清洁生产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且无法在当期就显著提升企业的生 产能力，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研发风险。因此，当企业能够通过其他途径缓解环境压力、消化污染治理 成本时，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活动并不会大规模的发生，环境规制的激励效应较为有限；而污染治理 技术则只能使企业完成污染减排目标，而无法对企业生产环节施加影响，甚至可能因为治污技术研 发活动占用生产资源，而不利于企业的绩效提升。目前，中国的环保技术创新主要是指污染治理技 术的研发活动。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另外两个待检验的假说。 研究假说２：环境规制能够总体上有效激发技术创新活动。但主要是对非环保技术创新活动的激 励效应，而在短期内对环保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非常有限。 研究假说３：由环境规制引致的技术创新能显著促进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但主要是来自非环保技 术创新的贡献。而环保技术创新则可能由于其对生产资源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绿色生产率的 提升。 三、模型设定及指标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了验证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首先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继 而运用两阶段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即第一阶段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 响，第二阶段检验由规制引致的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所有计量模型进行 取对处理。 （１）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 根据前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可知，学者们就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为了对“波特假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验证，本文首先对前文提出的第一个 研究假说进行检验，即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ｌｎＧＴＦＰ ‘。＝咖０＋咖ｌｌｌｎＲＥＧ ，卜１＋咖１２ｌｎＲＥＧ ，Ｉ一２＋咖１３ｌｎＲＥＧ ，卜３＋咖２ｌｎＲＤ ，ｔ＋咖３ｌｎＣＡＬ ．‘一ｌ ＋ ４ｌｎＡＧＧ ， 一ｌ＋ ５ｌｎＴＲＡＦｆｌｆ＿１＋咖６ｌｎＳＣＡＬＥ ｔ一１＋咖７ｌｎＦＤＩｉ， 一１＋ ＋ＴｉＴ＋ ．ｔ （１） ，其中，ｉ表示省份（ｉ＝１，２，…，３０），ｔ表示时间√＝２，３，…ｔｏＧＴＦＰ表示工业绿色生产率；ＲＥＧ表 一４０— ＮＤＵＳＴＲｌ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示环境规制强度；ＲＤ表示研发投入的整体水平；ＣＡＬ表示资本劳动比；ＡＧＧ表示产业集聚水平；ＴＲＡＦ 表示基础设施禀赋；ＳＣＡＬＥ为产业规模变量；ＦＤＩ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表示个体效应，用以控制地区 间的差异；ｔ表示（ｔ一１）个时间虚拟变量的集合； 为误差项。同时，考虑到环境规制影响生产率时可 能存在的滞后效应，本文引入了环境规制变量的滞后１期、滞后２期和滞后３期的形式，分别进行实 证检验。 （２）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研究环境规制创新激励效应的文献中，学者们多采用如下研究范式：ＣＯＭ＝，（ＲＥＧ，Ｚ），其 中，ＣＯＭ表示产业竞争力指标，ＲＥＧ表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ｚ则为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本文将遵 照这一范式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ｌｎＲＤ ｔ＝ＯＬｏ＋Ｏｌ１ ＩｎＲＥＧ ｔ一１＋Ｏｌ２ｌｎＳＣＡＬＥ １＋Ｏｔ３ｌｎＦＤＩｉ， 一ｔ一１＋Ｏｔ４ｌｎＨＲｉ。．，， ｌ ＋Ｏｌ５ｌｎＥＸＰ ． 一ｌ＋ ６ｌｎＭＡＲＫｉ，卜Ｉ＋ ＋ ， ＋ （２） 其中，ＲＤ表示研发投入的整体水平；ＨＲ为人力资本指标；ＥＸＰ为出口强度指标；ＭＡＲＫ表示市场 化水平；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前文一致。由于环境规制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存在滞后期，因此将环境规制 强度指标滞后一期纳入方程；其他控制变量亦均滞后一期以避免内生性。 根据Ｈａｍａｍｏｔｏ［２ 的研究，环境规制引致的Ｒ＆Ｄ投人增加的部分，可视为环保研发投人；非环 保研发投入则为Ｒ＆Ｄ投入总额与环保研发投入的差值。式（２）中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估计系数＆ ， 即为Ｒ＆Ｄ投入总额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因此，由式（３）和式（４）可实现对环保研发投人和非环 保研发投入指标的测算： ＥＲＤ ：＆ ×『Ａ—ＲＥＧ—ｉｏ，￣＿Ｉ）１× Ｄｉ （３） ‘ 刷 －ｆ－１ ’‘ ＮＥＲＤ ＝ＲＤ 一ＥＲＤ （４） 进一步地，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假说，即环境规制强度对环保研发投入和非环保研 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ｌｎｌＮＮＯＶＡＴＥｉ， ＝卢０＋ １ｌｎＲＥＧ 一１＋ ２ｌｎＳＣＡＬＥ ， 一１十卢３ｌｎＦＤＩｆ． 一１＋卢４ｌｎＨＲ －ｌ＿１ ＋卢５ｌｎＥＸＰ ．卜１＋ ６ｌｎＭＡＲＫｉ．卜１＋ ＋ＴｉＴ＋ （５） 其中，ＩＮＮＯＶＡＴＥ表示技术创新变量的集合，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ＥＲＤ，ＮＥＲＤ｝，ＥＲＤ表示环保研发投 人①；ＮＥＲＤ表示非环保研发投入。其他变量的含义与上文相同。 （３）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第一阶段的计量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引致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检验 前文提出的第三个研究假说，即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对环保和非环保技术创新是否 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ｌｎＧＴＦＰｆ＝ ０十６１ｌｎＥＲＤ ＋ ２ｌｎＮＥＲＤ ， ， ．ｆ＋８３ｌｎＲＤ ，ｆ＋８４ｌｎＣＡＬ 卜１＋ ５ＩｎＡＧＧｆ．。 ～１ ＋８６ｌｎＴＲＡＦ ， 一１＋８７ｌｎＳＣＡＬＥｉｔ一１＋６８ｌｎＦＤ ，，ｔ—ｌ＋ｔｘ ＋ ｆｒ＋ （６） （二）指标说明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相关变量的具体说明 如下： 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Ｇ ）：本文选取考虑“坏”产出的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生产率指数作为绿色生产 率指数，并用ＳＢＭ方法进行测算②，并参考Ｍａｎａｇｉ ａｎｄ Ｊｅｎａ［２副的方法将其转换为累积指数，从而进行 实证分析。测算所需的产出与投入指标说明如下： （１）“好”产出与“坏”产出指标：选取工业总产值⑨作为“好”产出，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选取ＣＯ 排放量作为“坏”产出，ＣＯ 排放量的估算参考陈诗一＿２９ 所提供的方法， 一４１— 谢荣辉 环境规制、引致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 所需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要素投入：共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消耗三种投入要素。首先，运用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 原值扣除累计折旧后所得到的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 。。，原始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次，劳动力投入指标选取工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 来衡量，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最后，用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能源投入指标，原始数 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地区数据库。 ２．环境规制强度（ＲＥＧ）：为了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综合而全面的度量，充分考虑废水、二氧化 硫、烟（粉）尘和固体废物四种污染物的减排情况，构建一个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度量指标，具体方法 参见原毅军和谢荣辉 ，此处不再赘述。 ３．研发强度（ＲＤ）：用各省份Ｒ＆Ｄ内部支出总额衡量研发投入强度，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 ４．控制变量：（１）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选用ＦＤＩ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 站的地区数据库。（２）产业规模指标（ＳＣＡＬＥ），即工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３）出口强度（ＥＸＰ）：以 反映国际市场的竞争情况，测算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４）市场化水平（ＭＡＲＫ）：由非国有企业 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计算而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该比重越高，表示国内市场化 水平越高。（５）人力资本水平（ＨＲ）：选取就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各省份的人力资本水 平＠，测算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６）要素禀赋结构（ＣＡＬ）：用资本／劳动比作为度量指标。 （７）基础设施禀赋（ＴＲＡＦ）：借鉴吴延瑞 的做法，用各省份每十平方千米土地上的公路长度与铁路 长度的几何平均值来表征，测算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地区数据库。（８）产业集聚水平（ＡＣＣ）： 用区位商指数来衡量 。 上述所有的货币量均用价 格指数平减为以１９９９年为基 期的可比价格。各变量的描述 表１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性统计特征见表１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环境规制对绿色生 产率的直接影响 在上文运用两阶段模型进 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 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生 产率的直接影响。对模型（１） 的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在短期内，环 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 响为负，规制强度每提高１％，将导致绿色生产率降低０．０４０ ２％。这表明，在环境规制实施初期，企 业开始意识到自身生产中非效率的存在以及技术进步、工艺改进的空间，理性的企业会逐渐对原有 的生产决策或管理决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这一过程必然引致企业在短期内的成本上涨，而对企业 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直接的抑制作用。在长期内，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变为正 值，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污染治理和生产率提升具有“双赢”的可能性，因此 在对待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时要目光长远，而不应只看重眼前得失。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前文 所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一４２— ｌ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ｔ－ＥＣＯＮｏＭｌ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Ｉ－４ 模型（１—１）的估计结果显示， 资本劳动比与绿色生产率呈负相关 关系，影响系数为一０．０４４ １。近年 表２环境规制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来，中国经济的资本劳动比出现了 快速的上升，张军 认为资本深化 是不利于中国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 素。ＦＤＩ与绿色生产率亦呈负相 关，影响系数为一０．０３８ ２，这可能是 因为，当考虑环境因素时，发达国家 为规避国内严厉的环境规制而将其 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至中国进行生 产，导致中国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 避难所”。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是提 升中国绿色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这 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基 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降低运输成 本，从而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 产业集聚水平和产业规模则未能产 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 面，中国当期大多数产业集聚多由 同质化的中小企业组成，集中于劳 动密集型的中低端生产制造和组装 环节，张公嵬和梁琦 认为这种 “企业扎堆”的现象并非真正意义上 注：１．括号里的数字代表ｔ值；２． 、 和￥分别表示在１％、 的产业集聚，反而会导致重复建设、 ５％和１０％的水平上变量显著；３．所有结果均由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计算而得。 产能过剩和能源过度消耗；另一方 面，中国工业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产业规模盲目扩张，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因而无法对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二）环境规制对Ｒ＆Ｄ的影响 对上文构建的计量模型（２）和模型（５）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笔者首先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了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选择随机效用模型。回归结果见表３所示。 由表３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强度对Ｒ＆Ｄ总投入和非环保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激励作 用，规制强度每提高１％，可导致Ｒ＆Ｄ总投入和非环保Ｒ＆Ｄ投入分别增加０．２３１ ０％和０．３７８ ３％， 这表明“弱版”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但环境规制强度与环保技术创新呈现负相关关 系，规制强度每提高１％，将导致环保Ｒ＆Ｄ投入减少１．５７１ ５％。可能的原因是，环保技术创新不仅 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反而会占用企业用于生产活动的投资，因此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末 端治理等污染治理方式，而非投资于绿色技术的研发。事实上，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中国绿色技 术创新的实践再也未能突破“源头削减”和“末端治理”而取得更大的进步 。面临日趋严厉的环境 管制，被规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等的创新来增加企业利润，从而抵消因污染减排 而增加的“遵循成本”。因此，前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假说得到了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规模和国内市场化程度均有效促进了环保Ｒ＆Ｄ投入的增加，产业规模和国 一４３— 谢荣辉 环境规帝】、引致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 表３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内市场化程度每提高１％，环保 Ｒ＆Ｄ投人将相应提高１．６６９ ７％和 １．３１３ ８％。这表明，规模越大的企 业越有开展环保研发的倾向和实 力，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而在面 临相同强度的环境规制时，国内市 场竞争越激烈，则越能够激励企业 进行环保技术的研发，从而在未来 以“绿色化”、“低碳化”为方向的经 济转型中获得先发优势。人力资本 变量未能对环保技术创新产生显著 的影响。２００２年中国从事环保科技 活动的人员数占全国科技活动人员 的比重为０．５０％，至２０１０年该比重 降至０．２９％。由此可知，从事环保 技术研发的人力资本十分匮乏，尚 未在环保技术创新中发挥有效的作 用。国际市场竞争程度亦未能对环 保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 因为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 动密集型部门，通过接受外资企业代工合同、为外 资企业贴牌生产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因此这类 企业大都不具备进行环保技术创新的能力。ＦＤＩ 无论对环保技术创新还是非环保技术创新均产生 表４引致创新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注：１．括号里的数字代表ｔ值；２．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 和１０％的水平上变量显著；３．所有结果均由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计算而得。 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这表明中国实施的“以市 场换技术”的开放并未实现预期的目标，ＦＤＩ 流人中国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掠夺丰 富的资源，而对其核心的、先进的技术进行了严格 的封锁。 （三）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继续检验第三个研究假说，即环保技术 创新和非环保技术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根 据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模 型（６）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的 回归结果，为本文最后一个研究假说提供了实证 证据。其中，模型（６—１）的回归结果显示，Ｒ＆Ｄ 总投入与绿色生产率正相关，Ｒ＆Ｄ投入每增加 １％，将促进绿色生产率提升０．１２４ ８％，结合模型 （６—２）的估计结果，这一正向的促进作用主要是 注：１．括号里的数字代表ｔ值；２． ￥、｛ 和 分 ５％和１０％的水平上变量显著；３．所有结 由非环保技术创新贡献的，非环保研发投入每增 别表示在１％、加１％，可促进绿色生产率提升０．１２５ ６％，这是因 果均由ｓｔａｔａ ２・０计算而得。 一４４— 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为技术创新是绿色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来源；而环保技术创新与绿色生产率负相关，影响系数为 一０．０００ ９，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当企业开展环保技术的研发活动时，必然将占用 其原来用于生产活动或研发活动的资源，从而迫使企业背离其最优的资源配置决策，因此将不利于 绿色生产率的提升。然而，由于中国目前的环保技术研发主要集中于国家环保系统的研发机构以及 部分环保企业，环保研发投入在Ｒ＆Ｄ投入总额中仅占非常小的比重，因此对绿色生产率产生的负向 影响并不显著。综上可知，环境规制通过激励非环保技术创新而最终对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 的影响，才是环境规制间接影响绿色生产率的有效传导路径，这也证明了“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进一步对上述实证分析，即计量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５） 和模型（６）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张成等ｌ３６＿的研究，选用人均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用（ＰＥＲＦＥＥ）作 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该指标用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用与工业从业人数的比值计算而 得，其中，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用是指废水治理运行费用与废气治理运行费用之和，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环境年鉴》；由于数据的，工业从业人数用工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作为替代指标，数据来 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该变量数值越大，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大；反之，则相反。 重新对上文所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面板回归估计，结果见表５所示。该估计结果表明，模型 （１）、模型（２）、模型（５—２）和模型（６）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由此可以认为 本文的实证检验的结果是稳健的；而模型（５—１），即环境规制强度与环保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稳健 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有所差异，可能的原因，一是由于中国尚未对 环境研发的相关数据进行专门的统计，通过特定测算方法而得到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差； 二是表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表现在对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衡量指标）对环保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 具有异质性，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表５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注：１．括号里的数字代表ｔ ６ｔ．；２．料 、 ｝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变量显著；３．所有结果均由 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计算而得。 －－－－——４５・－－－—— 谢荣辉 环境规制、引致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 五、结论及建议 在经济发展方式由高污染、高能耗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合理地设计环境 规制，使其不仅成为第一环保力，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改革驱动力，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 升级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模型对环境 规制与技术创新、引致创新与绿色生产率提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环境规制强度对Ｒ＆Ｄ总投人和非环保Ｒ＆Ｄ投入均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与环保技术创新呈 现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弱版”波特假说的成立。由于环保技术创新并不能提高产品 附加值，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面临严厉的环境规制，被规制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末端治理 的减排方式，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的创新，这表明“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性。 （２）Ｒ＆Ｄ总投入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生产率的提升，这一正向影响主要来自于由规制引致的非环保技 术创新的贡献；而环保技术创新尚未对绿色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 提升产生了积极的间接影响，且通过环境规制引致非环保技术创新、非环保技术创新驱动绿色生产 率提升这一传导路径而实现的。（３）在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为负；在长期内， 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变为正值，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表明污染治理和生产率提升 具有“双赢”的可能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蕴含了以下启示：（１）除高效实现环保目标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能力 是进行环境规制工具选择、设计或创新时所需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亦即，中国目前应加快环境税、 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尽快实现环境规制体系由行政命令为主向市 场激励为主的转变，以主要依靠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引导和调节作用，激发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努力提 高其绿色生产率，并调动企业环保的主观能动性。（２）由于环保研发投入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企业往往缺乏投资激励。然而，长期来看，绿色技术取代末端治理技术是未来污染治理的必然趋势。 因此，应加强对企业环保研发活动的引导和扶持，如对于致力于环保研发的企业，可给予一 定的补贴，甚至可作为环保研发的投资者或环保技术的购买者，以创造对绿色技术的需求。（３） 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进程中，不应以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效应作为理由而采取 放松规制等短视行为和错误决策，而应具有长远眼光，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应维持良好而严 厉的规制者声誉，从而规避企业的策略性行为；其次，应尽量避免未来环境规制的不确定性，使 企业对未来的规制强度形成理性预期，进而有助于企业制定长期的投资决策。 注释： ①根据Ｈａｍａｍｏｔｏ［２５ 和Ｙａｎｇ ｅｔ ａ１． 的研究，当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时，其对企业产生的环保压力可能会导致环 保研发对非环保研发产生“挤出”效应，若环保研发的计算结果出现负值，则将其取值设定为０，这一假设保证了非 环保研发投入不会高于Ｒ＆Ｄ总额。 ②限于篇幅，作者未详细给出ＧＴＦＰ测算的具体理论方法，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或参考原毅军和谢荣辉 。 ③由于２０１３年改为《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因此２０１２年的工业总产值利用２０１２年与 ２０１ １年“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计算而得。 ④人力资本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ＨＲ ＝Ｐｆｌ×６ ｐ ×９ Ｐｄ×１２＋ｐ ×１６。其中 Ｐ、Ｐ 、ＰＤ、Ｐ“分别表示第ｉ省受教 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各阶段的受教育年限（６年、９年、１２年和１６年）为相应的 权重。 ⑤区位商指数的计算公式：ＡＧＧ ＝（ ／∑ ）／（∑ ／∑ ∑， ），其中，ｌ，表示产值， 表示地区，Ｊ表示产 、Ｉ ・－－——４６－－－—— ＩＮＤＵ５ＴＲｌ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参考文献： ［１］ＪＡＦＦＥ Ａ Ｂ，ＰＡＬＭＥＲ 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ｓｔｕｄｙ［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９７，７９（４）：６１０—６１９． ［２］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Ｎ，Ｈ Ｉ Ｉ，ＰＯＰＰ Ｄ．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４５（１）：１３３—１５５． ［３］ＬＥＥ Ｊ，ＶＥＬＯＳＯＢ Ｆ Ｍ，ＨＯＵＮＳＨＥＬＬ Ｄ Ａ．Ｌ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 ｒｅｕｌｇａｔｉｏｎ：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ｕ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１，４０（９）：１２４０—１２５２． ［４］ＢＡＲＢＩＥＲＩ 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ａｕｔｏｍｏ— ｔｉｖ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１ １７：１４０—１５２． ［５］ＬＡＮＪＯＵＷ Ｊ Ｏ，ＭＯＤＹ 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ａｔｒ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９６，２５（４）：５４９—５７１． ［６］ＢＯＲＧＨＥＳＩ Ｓ，ＣＡＩＮＥＬＬＩ Ｇ，ＭＡＺＺＡＮＴＩ Ｍ．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ｆｏｍ ｔｈｅ Ｉ— ｔａｌｉ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ｙ［Ｊ］．Ｒｅｓｒ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５，４４（３）：６６９—６８３． ［７］张成，陆呖，郭路，等．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４． ［８］李婉红．排污费制度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计量检验——以２９个省域制造业为例［Ｊ］．科研管理，２０１５（６）：１—９． ［９］ＢＡＲＢＥＲＡ Ａ Ｊ，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Ｖ Ｄ．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 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０，１８（１）：５０～６５． ［１０］ＧＲＡＹ Ｗ Ｂ，ＳＨＡＤＢＥＧＩＡＮ Ｒ Ｊ．Ｐｌａｎｔ ｖｉｎｔ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ｕｌｇ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４６（３）：３８４—４０２． ［１ １］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Ｍ，ＬＩＳＴ Ｊ Ａ，ＳＹＶＥＲＳＯＮ Ｃ．Ｔｈｅ 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ｚ］．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２，Ｎｏ．１８３９２． ［１２］ＲＥＸＨＡＵＳＥＲ Ｓ，ＲＡＭＭＥＲ 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ｆｒｍ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ｍ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５７（１）：１４５～１６７． ［１３］ＰＥＵＣＫＥＲＴ Ｊ．Ｗｈａｔ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ｆ Ｊ 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１０：７７—９４． ［１４］张三峰，ｂ茂亮．环境规制、环保投入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Ｊ］．南开经济 研究，２０１１（２）：２１９—２１９． ［１５］ＪＯＲＧＥ Ｍ Ｌ，ＭＡＤＵＥＮＯ Ｊ Ｈ，ＭＡＲＴｆＮＥＺ—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Ｄ，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ｌｉｎ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０１： ２６—３７． ［１６］李树，陈刚．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增长——以ＡＰＰＣＬ２０００的修订为例［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７—３１． ［１７］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Ｇ，ＭＯＨＮＥＮ Ｐ．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ａｎ ｅｍｐｉｉｒ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６（１／２）：６３—７７． ［１ ８］ＲＵＢＡＳＨＫＩＮＡ Ｙ，ＧＡＬＥＯＴｒＩ Ｍ，ＶＥＲＤＯＬＩＮＩ 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Ｊ］．Ｅｎｅｒｙ ｇ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５，８３：２８８—３００． ［１９］ＦＲＡＮＣｅ Ｃ，ＭＡＲＩＮ 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ｉ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ｏｒ，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ｅｎｅｒｙ ｇｔａｘｅｄ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６６（２）：２６１—２９１． ［２０］陈诗一．中国的绿色工业：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解释（１９８０－－－２１３０８）［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ｏ（１１）：２１—３４． ［２１］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Ｃ．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１９９５，９（４）：９７—１１８． ［２２］ＢＲ￣ＮＮＬＵＮＤ Ｒ，ＬＵＮＤＧＲＥＮ 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ｓｔ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３（２）：７５—１ １７． ［２３］ＢＲＡＵＮ Ｅ，ＷＩＥＬＤ 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ｌ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４，６（３）：２５９—２７２． ［２４］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ＡＧＨＩＯＮ Ｐ，ＢＵＲＳＺＴＹＮ Ｌ，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一 ．．．——４７ ．．—— 谢荣辉 环境规制、引致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１３１—１６６． ［２５］ＨＡＭＡＭＯＴＯ 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ｉｒｅｓ［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２８（４）：２９９—３１２． ［２６］ＹＡＮＧ Ｃ Ｈ，ＴＳＥＮＧ Ｙ Ｈ，ＣＨＥＮ Ｃ Ｐ．Ｅｎｖｉｏｒｎｍｅｎｔｌ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Ｄ，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ｉｒｅｓ［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ｙ 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３４（４）：５１４—５３２． ［２７］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６（７）： １４４—１５４． ［２８］ＭＡＮＡＧＩ Ｓ，ＪＥＮＡ Ｐ 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 ６５（２）：４３２—４４Ｏ． ［２９］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４）：４１—５５． ［３０］董敏杰，李钢，梁泳梅．中国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分解——基于要素投入与污染治理的分析［Ｊ］．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２）：３—２Ｏ． ［３１］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Ｊ］．中国工业经 济，２０１４（８）：５７—６９． ［３２］吴延瑞．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新的估计［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８（２）：８２７—８４２． ［３３］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２（６）：３—１３． ［３４］张公嵬，粱琦．出口、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Ｊ］．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０（１２）：１２—１９． ［３５］李丹，杨建君．国内绿色技术创新文献特色及前沿探究［Ｊ］．科研管理，２０１５（６）：１０９—１１８． ［３６］张成，于同申，郭路．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工业的生产率吗——基于ＤＥＡ与协整分析的实证检验［Ｊ］．经济理 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７． （责任编辑：禾 日）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Ｅ Ｒｏｎｇｈｕｉ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ｃｓ，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ａｌｉｎ １ａ １６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ａ ｔｗｏ—ｓｔｅｐ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 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ｎｖｉ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Ｄ，ｗｈｉｒｌ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ｖｉｏｎｍｅｎｔｒａｌ Ｒ＆Ｄ．Ｔｈ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ｉｆ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ｅｎｖｉ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ｒ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ｅｎｖｉｏｎｍｅｎｔａｒ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ｂｕｔ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ｏｆ ａ“ｗｉｎ・ｗｉｎ”ｏｆ ｅｎｖｉｏｎｍｅｎｔｒｌ ｐｒａ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ｗｈｅｎ ｗ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ｏｎｍｅｎｔｒｌ ｒｅｇｕｌａ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ｗｏ—ｓｔｅｐ ｍｏｄｅ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 Ｒ＆Ｄ ｉｎ— ａｐｕｔ 一４８—
